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文梅 见习记者 周南 北京报道

2016年，张真从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回国后，临危受命，担任广东省日慈公益基金会(下称“日慈基金会”或“日慈”)秘书长一职。那一年，张真25岁。

张真所带领和陪伴的日慈基金会成立于2013年12月31日，2014年正式开始运行，是一个致力于青少年儿童心灵成长与幸福生活的非公募基金会。无论是从基金会的运行时间，还是从基金会专注的青少年儿童心理领域来看，当时的日慈基金会和张真一样，都是公益圈内尚在摸索期的“新手”。

当《华夏时报》记者问张真，是什么让她最终下定决心接下担子、啃心理领域这个“硬骨头”时，她回答道：“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都非常重要，在这两个层面上，日慈基金会的所思所为与她的理念都吻合。

“当时，日慈的理事长(曲江亭)跟我说‘当人光着脚走在大地上，脚会痛，但是你不能指望整个大地都被修成路，最好的办法是给自己做一双鞋’，我很受触动，也非常认同。其实我们的孩子在人生中会经历很多挫折，我们期待他们一帆风顺，但更要帮他们建立良好的心理弹性，当他们遇到事情时能更积极地看待、更好地应对。给孩子们做心理预防非常有价值，日慈给青少年儿童的心理支持，就是给他们‘做一双鞋’。”

做基金会秘书长这条路也同样不平坦。日慈的主要项目“心益计划”“心灵魔法学院”等都是针对乡村儿童展开的。虽然乡村儿童心理问题亟需关注，但公众对心理问题的整体认知并不高，乡村居民更甚，日慈发起的公益项目能行之有效实属来之不易。而疫情冲击、职业倦怠感等因素冲击，都让张真颇有压力。

但她告诉记者：“无论通过怎样的方式，对我个人而言，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影响到一批人。”说这话时，张真少有地放慢了语速。

张真对日慈基金会的定位很实在——“儿童心理领域的专业执行型机构”，她对自己公益之路的态度同样落地、真实。张真坦言，公益是她创造社会价值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之一，她一直用创业者的心态做事，用热爱和真心带领、陪伴日慈，而未来当日慈的系统化运作到达一定程度时，她也可能会选择撤出，所以“我们现在尽量让正在做的事情都沉淀在体系里，尽量保证不因为哪个人的离开导致一个项目或者一个机构的垮塌，这是一个专业的公益机构应该做的事情。”

在这个年轻的秘书长简练却笃定的言语之间，记者看到了“90后”公益人的感性和清醒。

以下是采访实录：

细分领域：儿童心理议题不应该被边缘化

《华夏时报》：日慈为什么选择做乡村儿童心理?

张真：一方面，乡村孩子的心理状况很不乐观，乡村儿童心理问题的发生风险高于城市儿童，他们中有一部分是留守儿童，缺乏父母关爱、自尊水平更低、有高抑郁风险，面临的挑战更大;同时，一些乡村地区，比如湖南，虽然当地教育局重视儿童心理健康教育，但他们缺方法、缺资料、缺培训，他们能想到的就是鼓励老师考心理咨询师资格证。心理咨询师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和专业督导，因此很多老师即便考了证也不知道如何做个案、如何有效陪伴学生，他们需要我们的支持。

另一方面，城市更难进入。通常城市的学校更注重学业，不愿意抽出专门的课时给心理课;且有些城市比如上海，教委已经有自己的心理类教材;再者，城市的教育系统对校本课程的管理和审核非常严格、审核周期长，部分学校也因此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不引入新教材。

所以，结合实际需求和日慈自身的能力，我们选择进入乡村、打通县域。比如，我们跟陕西泾阳县教育局签了合作协议，在当地学校建立心智素养课实践基地，一方面这成了学校的教育特色，另一方面越来越多老师在孩子身上切实感受到了课程效果。未来，当县域形成可持续的以老带新的生态后，日慈也会考虑撤出。

《华夏时报》：做乡村儿童心理领域公益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张真：在研发层面，国内可参考的相关研究较少。这跟社会工作学科在国内发展时间较短有关，另外，很多老师的研究方向紧贴国家政策，对乡村儿童心理这种细分领域关注较少。我们作为执行机构更关注实操层面，只能自己去做测试，日慈的“大头”就是研发成本，包括研发的人力成本。

执行层面的难点在于“心理”这个理念不太被接受。做心理类公益需要良好的信任基础，我们为学校带去的不是教学楼、多媒体教室这种看得见的东西，想靠软件直接进入很困难。今年一家企业基金会把我们引进云南寻甸，希望我们做学生的软技能提升，这是地方老师第一次听说“心理健康”;还有的学校申领了课程，老师参加了培训，但学校不给课时。所以真正落实到执行层面还是要看当地教育局、校长和老师的理念。

总体来看，乡村地区的师资力量更薄弱、推进难度更大，但很多老师在接受培训和实施教学的过程中，自身也发生了变化，当一个老师转变了，他可以服务到执教生涯中成百上千的孩子，非常有价值。

《华夏时报》：您提到日慈专注的心理领域不太被接受，您觉得公益里分主流领域和边缘领域吗?日慈是不是在做边缘领域?

张真：我更愿意称它为小众领域。“心理”这个词依然存在污名化，这也是我们的课程叫“心智素养课”的原因。国内心理市场良莠不齐，持证心理咨询师专业技术也未必得到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咨询师依然有40多万缺口。这几年心理市场正在慢慢发展起来，所以如果在商业领域心理还是一个新兴状态，那么在公益领域它的发展可能会更慢一点。

我们也曾想过一直做资助型公益，但通过调研发现做助学的基金会很多，大家都在发物资、建学校，做心理在当时是偏前沿的。今年我们在做行业扫描报告时，发现包括专注儿童心理的机构仅二十家左右，所以目前在行业内心理议题依然小众，但它不是被边缘化，只是还有太多人没关注到。

但从疫情开始，越来越多人能正确理解“心理健康”这个概念。疫情期间，有组织给一线医护人员和他们的家庭提供心理援助，社会环境友好了很多。去年复课后，我们关注到孩子们的极端行为，紧急制作《疫过天晴》手册发给学校，指导校方在疫情之下正确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现在，教育系统对我们也更友好了，我们和湖南、河南等地的政府都有合作。

机构发展：日慈不再是冷门基金会

《华夏时报》：2017年初，有一篇关于日慈的报道叫《冷门基金会的生存法则》，4年过去了，日慈基金会还是冷门基金会吗?日慈现在的生存法则是什么?

张真：确实，日慈成立的前两年都处于nobody的状态。日慈的初心是做心理，但当时因为没有团队等原因，就做了资助凉山彝族孤残儿童的助学项目。2016年起，日慈进入专业化发展阶段，明确定位乡村儿童心理。回国前我就开始做“心益计划”和“心灵魔法学院”的前期调研、项目设计等，5月份回国后开始做线下培训等。日慈从助学到专攻心理的转变可以看作是0-1，而最难的是1-10。很多资助人只愿意做助学，难以把他们转到心理项目上。

日慈这几年发展得很快，我们的团队已经更新到3.2版本，整个机构用2倍速把事情完成了，尤其是两个核心品牌项目“心益计划”和“心灵魔法学院”。

“心益计划”是通过给大学生志愿者提供课程包及培训等，让他们具备基础的儿童发展和心理学知识以及开展心理活动课的实践技能，支持志愿者在乡村开展心智素养主题冬、夏令营，帮助乡村儿童提升心理抗逆力，填补乡村地区心理教育的空白。截至至今年3月，心益计划已支持186个团队1222名大学生志愿者开展“心智素养主题营”，志愿服务时长累计超过17万小时，受益乡村儿童人数达14960名，项目遍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

“心灵魔法学院”项目则是从预防视角出发,通过赋能、培训教师于每学期在校园内为6-16岁青少年儿童提供8-12节基于社会情感学习理论和积极心理学研发设计的、符合其年龄特点的参与式系列课程,培养学生的自我认知能力、情绪管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从而提高其心理抗逆力。截至今年3月，已经累计为130759名儿童提供了超过104万节心智素养课程,支持1778位授课教师和志愿者,在937所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现在提到儿童心理领域，大家会优先想到日慈的项目。我们这两年也在举办主题论坛，联合同行一起关注儿童心理服务，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们不仅要让日慈不冷门，也要让心理议题不冷门。同时，日慈的资源也更加多样化，从一开始基本是理事长全额出资，到现在有公众募款、爱心商家捐赠、资助型基金会资助项目研发等等，我们的资金来源越来越丰富，风险系数也更低。

《华夏时报》：日慈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您对日慈的未来有何期许?

张真：日慈的课程研发已经进入尾期，接下来会根据课程效果、教师意见等继续完善。这两年的核心工作是打造教师培训体系，尤其是县域师资队伍，日慈正在做基础版、进阶版的教师培训，以后还考虑做TOT(Training of Trainer)培训等。未来三年，我们的核心工作是做一整套县域的心理健康教育机制建设，这套机制建立后，日慈也考虑把心理课程这一套培训等融入到校园文化中，帮助更多学校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

在机构发展层面，我们期待日慈能成为儿童心理领域领先的机构，希望日慈做的事能影响更多政府部门关注和参与，甚至影响到相关政策;我们也会保持专业性，儿童心理领域专业性是第一的，所以我们要谨慎、专注地做事，还要不断创新，服务更多孩子，产出更多不同类型的心理健康工具等给孩子们提供多重路径，让他们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心理健康服务。

个人角色：“以终为始”的职业经理人

《华夏时报》：您会一直做公益吗?公益是您的梦想吗?

张真：对我个人而言，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影响到一批人，无论通过怎样的方式。帮助别人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它本身就很有力量，我希望能帮助到更多人。日慈目前处于10-100的阶段，基本完成了整个项目模式的打磨和业务专业化的阶段性目标，未来，我在日慈可能再待五六年或者更久的时间里，实现机构专业化治理的目标。当培养出一个能带领日慈继续走下去的人时，我可以去做一些有更大影响力、造福更多人的事情，它未必是直接的公益，比如社会企业、知识生产、CSR等等，但无论做什么，我依然会持续关注和支持日慈的发展。

《华夏时报》：为什么要在离开前培养一个合适的领导者?您已经开始寻找了吗?

张真：因为离开终究是宿命。我们有的员工在进入日慈的第一天，就会想自己以后离开前要把哪些事情做好，如何尽可能把自己的离开对机构的损失降到最低，这其实是非常负责任的心态。

一开始有员工离职我会特别痛苦，但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要接受这个现实，只要他陪伴日慈的这一程是用心的、付出心力把事情做好了，就可以了。确实很难有人能一直陪伴一个机构，而且一个人如果陷在一个事情里太久也会被禁锢，机构本身也需要新鲜的血液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所以离开早晚都会发生，现在我也会有意识地提前做好准备。

很多机构认为只有创始人本身是机构的领导者时才更值得信赖，但其实机构更需要的是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角色，我们要抱着创业的心态做事，我们其实就是在做内部创业。职业经理人是公益行业未来必须要走的路，否则当领导者离开时，机构的发展就会陷入瓶颈，现在行业内不乏一个人的离职带来一个项目垮塌的现象。专业的公益机构需要提前做准备，让“继任者”和“退位者”建立联系。因此，日慈尽量让正在做的事情沉淀在体系里，一个职业的经理人在离开前就会考虑体系化建设的工作，做资料留存、流程设计等。

以终为始，我们才能为机构做最好的谋划，为它做最好的准备。

几代公益人：“后浪”值得被看见

《华夏时报》：目前“90后”的公益人多么?您觉得“90后”公益人跟其他几代公益人有什么不同?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张真：整个行业目前还是以“70后”“80后”为主，但“90后”越来越多。日慈团队以“90后”为主，也有部分“80后”，他们执行力强，对于明确的指令推进速度快，各方面会更有保障。

可能无论在哪个场合，“90后”这一拨人都是最难带的(笑)，“90后”更有个性、更自我，大家的思想活跃度、自我表达欲望，以及对自我价值感、成就感都非常看重。但这也是优势，“90后”因此不会机械地执行，会一边做事一边思考。日慈是扁平化管理，谁考虑得更周全、更有道理，谁的观点就会被更多地听到和吸纳，这也是我们年轻团队的一个优势。而且我们敢想敢做，愿意突破固有思维做尝试、更加灵动。

《华夏时报》：您提到了“自我”，您觉得自己作为一个“90后”的基金会秘书长，可以自我吗?

张真：绝对不能自我。我们可以有自己坚定的想法，但靠“自我”是没有办法带动别人一起做事情的。公益机构本身人员有限，想用有限的人力做出预期的结果，需要大家非常投入，所以秘书长要多方考量，无论是年度规划还是未来的战略规划，一定是群策群力，大家彼此认同。我们做公益非常讲求认同感和使命感。秘书长是一个情绪劳作过载的职业，我有时候会忍不住对老公发脾气(笑)，但在机构里，我会更多关注他人的状态和想法。

从更功利的层面考虑，公益机构容易流失人才，如果一些细节考量不到位，年轻人在机构里获得的价值感、成就感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去留，所以我们要更敞开地吸纳大家的建议，看到每个人的优点长处，把他放在合适的位置，让他做自己擅长、喜欢的事情，他们就会愿意花心力。而且学社工的人通常能敏感地捕捉到他人的情绪，会主动考虑别人的想法，很难自我。

《华夏时报》：您如何看待公益行业里的“前浪”和“后浪”?

张真：老一辈公益人和新一辈公益人需要更多的交流互动。目前，公益行业有时候还是被老一辈的一些思想所笼罩，“前浪”讲自己的，而新人作为“后浪”也有很多想法和困惑。一方面行业内需要更新鲜的思想注入，“后浪”需要被看见，我们也值得被看见;另一方面，我们的社工系甚至没有在为公益领域对口输送大量人才，很多社工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不会选择相关工作，没有形成正向循环，我们没有那么多人才以供挑选，且“后浪”又相对缺乏经验，所以“后浪”非常需要“前浪”的支持、辅导和经验分享。

行业未来：服务理念需要提升

《华夏时报》：您对公益行业的未来期许是什么?

张真：首先应该不断提升行业专业性。未来每一个领域都要往垂直纵深去做，把一件事情研究透了，引领这一个细分领域往前发展。我们不能再做大而全的公益，不能一个机构又做环境又做教育，我们应该更专精。

第二，未来公益行业会更多在服务上，这是毋庸置疑的。从欧美现有的较为成熟的NGO体系来看，大部分都是提供服务。捐物有时不是最必要的，我们需要把资金更加合理地配置，不仅仅只做发物资这种传统公益，行业需要认知到这一点。

第三，在费用上行业也要把服务型的理念提上来，舍得投资于人。目前国内很多公益筹款平台会明确要求人员成本不能超过15-20%，但是只有专业的人才能提供专业的服务。日慈是服务型机构，研发课程、项目运营需要的专业人才更多，人员经费占到机构支出的近50%，而现阶段的人员经费更多来自理事会。日慈很愿意投资于人，也会鼓励员工学习，每个成员都有学习经费，虽然成本高，但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做事更有品质。如果一个机构的人员生活在愁吃穿、家人不同意的场景里，是无法全力以赴做公益的。所以行业一定要改观这一点，在费用上不能一刀切，要根据机构的服务情况以及实际成本做判断，否则很难提升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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