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1日，2018中国公益年会将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开启，本届年会将围绕“时代洪流中的企业家精神”这一主题进行深入探讨。

日前，著名管理学家、田涛确认出席本届年会并担任主旨演讲嘉宾。作为多年深耕企业管理和组织研究的业内专家，他认为在过往的40年来，中国形成了人类商业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一次经济大潮，而大潮漩涡的中流砥柱者则是企业家阶层。

“大机会时代拒绝机会主义。”这是田涛对当下中国企业家发出的呼声。以下为田涛在多年研究企业管理的基础上，对于“企业家精神”所作的时代辨析。

做一个本分的生意人

真正伟大的企业家无不呈现着深刻的悖论。

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梦想家，是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的信使，比如乔布斯、艾隆·马斯克，比如任正非;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是超级实用主义者。

赚取更多的财富，是任何一个企业家命定的职业属性，这也从根源上决定了企业和企业家的生存法则：数字的增减与好坏的背后是你明天还能不能活下去。因此，任正非说，“活下去”是华为的最低纲领，也是最高纲领。

但伟大与平庸的企业家的不同则在于：赚钱的目的是什么。前者是为了一种理想、一种使命，财富则是撬动梦想的工具，后者发财就是为了发财。

企业家应是积极的风险承担者。他们天然地对风险怀有兴趣，某种意义上正是对风险的拥抱与抵抗，才能让他们真正展现出勇气、洞察力、意志力，以及对团队的感召力。但他们也是极端的趋利避害者——谨慎乃至于保守与他们对风险的偏好集于一身。

企业家应是偏执的守拙者。不讨巧，不取巧，“一条道走到黑”、走到光明处，也许就引领了世界。华为30年间坚守主航道，拒绝多元化，拒绝机会主义，30年后成为全球通信行业的颠覆者、领先者，而世界500强中的多数西方公司也大抵如是。

企业家应有柔软的同理心，也应是最坚硬的孤独者。伟大的企业家、甚至包括一个合格的企业家或管理者，他必须拥有一种特质：同理心。已所欲，人之所欲。自己谋求财富与权力的扩张，追求聚光灯下的荣耀与辉煌，你的同僚、部属、员工又何尝不这样?因此，财富不可独享，权力不可垄断，成就感应当共享，唯如此，才能有上下同欲、同心、同力之上的众志成城。当然，同理心不仅体现在企业内部，还包括对客户的同理心，对社区和大众的“共感”。与此同时，卓越的领导者又无不是孤独者，坚硬的孤独者。

优秀的企业家还应具备几种超乎寻常的能力。

一是发现发明的能力。优秀的企业家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最稀缺的品种，他们是资源的整合者，是“无中生有”的冒险家，敏于和善于从实验室的科学发明中捕捉改变人类命运的技术潜质。

我们必须承认，美国那些曾经伟大的企业比如摩托罗拉、依然伟大的企业比如IBM和微软、新崛起的伟大企业比如谷歌和亚马逊，它们无不有过这样的辉煌：把一个科学原理、一个实验室的公式转换为一种技术创新，进而把技术的颠覆性创新转化为颠覆性的创新产品，然后受益于大众。

二是推行大众化的本能。把发明转换成技术，把技术转换为产品，再把产品推向消费者，我们大多数成功的企业都拥有第三类本能和能力。但遗憾的是，我们相当多的企业通过自我积累、通过资本化，拥有巨额的资本存量，但却不愿意向上游的基础研究、原创技术进行投入，甚至许多企业的研发经费(包括应用技术的研发)远低于营销费用。

三是颠覆者与“盗火者”的双面一体。处于追随者地位时，他们是“掀桌子”的英雄，是技术、产品、商业模式的破坏性创新者;而当他们站在领先者、领导者地位时，他们依然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普罗米修斯气质：为人类做“盗火者”、探险家、引路者。

四是观念的纯粹性与职业的纯粹性。企业家并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能以为创立了一家了不起的、准了不起的企业，就代表着一个企业家无师百通，有能力对大千世界诸般事物、诸种事件“指点江山”、挥斥方逎，更何况在今天这个技术日新月异变化、社会剧烈震荡的时代，企业家倾尽全部身心，专注于自身行业与自身企业，也不见得能够应对眼下的挑战与未来的冲击。

以上是关于企业家精神的通识。但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在这些通识之外，我们似乎更需要一种源自于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古典企业家精神：做一个本分的生意人。

雄心壮志VS.贪得无厌

我们应该崇尚和张扬古典的、传统的企业家精神，竭力做“纯粹的生意人”，与此同时，也必须对“企业家精神的暗疮”保持警觉与警戒。

一流的企业家无不怀有强烈的企图心，旺盛的欲望与旺盛的精力似乎是他们的天赋特性。然而，对一些人来说，奋斗奋斗奋斗，摆脱了物质的饥渴，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豪，甚至成了财富金字塔顶端那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稀有物群”之后，他们却活得不快乐。

我们周围有一批这样的活得不开心的富人们，财富积攒的越多越不快乐——这几年，不止一位企业家向我袒露过这样的苦恼。

雄心壮志当然是好的，但雄心壮志和贪得无厌往往是一墙之隔。

财富不应成为禁锢企业家精神的“铁笼”，相反则是“轻飘飘的斗篷，随时可以将其甩掉”。卓越的企业家无不有一种“救世的气质”。

中国企业家普遍面临的精神困惑也许正在这里：赚钱的意义何在?财富是目的还是工具?

一个病态的商业逻辑

近年，一些怀有一夜暴富心态的创业者，在公开或私人场合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地鼓吹类似的观点：野蛮生长，降维打击，唯快至上，垄断为王……

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有害无害，假货真货，假数据真数据，假信息真信息，侵权与否安全与否……都不重要，都可以轻视以至无视。

一切都为业绩的火箭式增长让路，为市场的跑马圈地让路，为“一家独大”的老大地位让路，为威风八面的独角兽让路，为估值和市值让路……

有学者私信于我：先作恶，后洗白，某某公司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不敢苟同。我们毕竟已经改革开放40年了，市场经济和法治化建设也毕竟40年了，我们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早该告别原始积累期的丛林法则了。

在一个喧哗、喧闹的时代，企业家最需要的是自我怀疑和自我审视。极端点说，中国的企业家可以不读管理书籍，但不能不读中外历史。读史使人明达而知进退、知荣辱、知行止。越是握有权柄和拥有财富的人群越要有大历史观。

历史有一条逻辑亘古未变：上升者必有顶点，上升快的，垮下来就更快。

富不过三代之兴衰律

这些年研究组织兴衰律、兴亡律，从美第奇家族，到胡雪岩帝国，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批民营企业，大致都逃不出这样的轨迹：初创时勤劳节俭，凊明克已;发展到中期，即所谓繁荣期、成熟期，开始奢华失度，奢靡无算;到了晚期，就是溃烂，刹不住车的从上到下的人性溃烂、文化溃烂、组织溃烂。

富不过三代?如果我们剥离掉外部环境历史治乱的周期律，看到的则是一个冰冷的组织自身、家族自身的兴衰内因：曾经赖以崛起的基因衰变了——活力衰减了、孱弱了乃至于丧失了。

富不过三代?那是传统农业时代中国名门望族的盛衰律。而在今天这个竞争高度透明和残酷的信息时代，葆有二代的兴盛恐怕都不易。而事实上，在第一代的身上，我们已经目睹了太多的速成与太多的速朽。

有学者认为，新教文明与儒家文化虽是完全不同的两大思想体系，但二者有一个共通点：主张劳动是人的天职，崇尚勤奋;同时训导人们要懂得节制、克制。勤劳致富的另一面是节俭。

“巨婴心态”与机会主义

中国经济一个显著特征是：政策驱动模式。

中国企业家中为数不少者也患上了一种“巨婴心态”的政策依赖症。许多企业家都是半个“时政家”，几十年在政府文件、领导人讲话、政府报告、报纸社论的字里行间期待或失望，亢奋或忧惧，在一波又一波的产业政策变化中捕捉机会、变换战略、调整方向，也的确有相当一批企业总是能踏准政策潮变的节拍，抓住了诸如房地产、矿产、金融证券、重化工、新能源、大农业、互联网+、文化艺术……等等机会，并获得短期的暴起和急剧的规模扩张，但这种政策驱动的非理性冲动在带来非理性繁荣的同时，是诸多企业的“肥胖症”：大而不强，大而虚弱。

令人叹腕的是，一些第一代的制造领域的优秀企业，也在过往的20年左右，定力不够，随风起舞，四面出击、八方布局，偏离了主航道。而稍具规模的县级以上企业大都涉足了房地产，更具规模的企业大多涉足了金融业，房地产与金融曾经在一些企业家眼中是最大的金矿，如今却是两大“风暴眼”。

金融从业者是黄金堆边的“守护人”，但没有一分银子是他或她的，他们只是信托者，这就决定了金融的本质第一是风控，第二还是风控，第一是节制欲望，第二还是节制欲望，其次才是创新。但当大批的穿牛仔的冒险家、淘金者们闯入金融圈时，就离灾难不远了。

85后、90后这一代中国青年，这十年他们耳濡目染了太多一夜暴富的财富神话，走上社会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成了躁进的机会主义者，都市街巷遍地而起的咖啡馆到处都是青春燃烧的面孔，和焦灼兴奋的“赌徒们”——几年前最发烧的是P2P与众筹，而今最新潮的是虚拟货币与区块链……

“一次赌徒，一世赌徒”。然而，赌场不再有了，也不能再有了。

■ 本报记者 文梅

  审编：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