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皓在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授课(受访者供图)

■ 本报记者 文梅

据统计，目前中国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70%以上，50岁以上的民营企业家占比67%，这也意味着，三分之二的民企须直面接班问题。然而，家族企业及家族财富传承一直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全球多个权威调研数据显示，家族企业及财富从一代传承到二代的成功率不超过30%，从一代传承到三代成功率不超过5%。长久以来，中国家族传承更是背负着“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令许多企业家倍感压力。

家族传承断代、家族财富毁灭的背后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力量?家族慈善信托和家族基金会未来在中国的发展态势将会如何?什么因素决定了中国企业家的捐与不捐?当下中国家族财富传承有无可参照的典范……

带着这些疑问，《公益时报》记者于2月17日在“2019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九届年会”现场专访了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皓。

高皓从2008年就开始研究国内外家族企业传承问题。2015年，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正式成立，高皓担任负责人并组建专业团队潜心钻研相关问题，三年多下来，他突破了旧有的研究窠臼，总结了不少宝贵的学术经验，对家族企业传承的“前世今生”有了更为系统深入的剖解和审视。

“传承是财富的意义，公益是财富的归宿。”采访中，高皓告诉《公益时报》记者，这两句话是他这么多年研究家族财富传承总结出来的核心理念。

高皓认为，家族慈善信托和家族基金会是中国财富家族良性传承的重要抓手，前提是相关法律及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和行业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

高皓呼吁民政部门加大调研，深入了解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家对公益慈善活动的现实想法。一方面研究和学习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一方面给民营企业家创新的空间和余地，允许企业家们在公益慈善活动中予以探索和尝试。

“我认为监管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如果一开始就束缚得特别紧，那就会扼杀创新，更无从谈‘发展’。对公益慈善的监管也可以借鉴金融监管中的‘监管沙盒’理念，实现推动创新与风险管控的双重目标。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划出‘安全空间’，在边界清楚的前提下，‘安全空间’里面可以先行先试，出现问题，及时纠正;没出问题，就放宽条件，继续发展。对于某些公益慈善领域的创新，或许可以先在海南或者深圳先行先试，我想这样对于中国未来公益慈善的发展进步会有巨大意义。”高皓说。

家族传承的重要推手

《公益时报》：从现实操作层面来看，家族基金会目前有什么发展特质和趋势?

高皓：首先，从捐赠额度来讲，设立基金会的家族显著地超过了那些没有设立基金会的家族，也就是说，家族基金会这种制度安排是非常有效的。因为设立了家族基金会就意味着家族公益慈善工作的机构化、专业化程度更高，专职的工作人员再加上专业的落地执行，会让慈善捐赠变得更为系统化和持续化。

在研究中，我们将超高净值家族的捐赠行为按两个维度进行划分，进而分成了四种类型。简单说，一个维度是有钱没钱，另一个维度是捐或不捐。你会发现，有些人是在有钱的时候捐，没钱的时候就不捐了，这种我们称为“财富驱动型”，这类占比最大。第二种是有钱的时候捐，资金不那么充裕的时候也捐，我们称之为“坚持捐赠型”。这种就属于专业化、机构化、持续化程度比较高的，有更为长期的捐赠布局，而这些捐赠往往是通过基金会来实现的，这是我们非常鼓励的。还有一些属于“事件驱动型”，比如发生地震、水灾等自然灾害时进行捐赠，这部分企业家会主动捐赠。

总体来说，设立家族基金会的民企，捐赠的绝对值和持续性是显著更好的。所以我认为，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应该大力提倡和促进家族公益基金会的设立。

我认为，中国家族企业财富传承要想有发展，两个抓手应该同步推进，一个是家族基金会，一个是慈善信托。如果真的可以，那我们就真的迎来了中国家族慈善的春天。对整个公益慈善行业来说，有了发展资金的源头活水，才会有更多专业人才的流入;有了更多具备公益情怀和专业水准的人才，才能推动行业进步。

捐与不捐，五味杂陈

《公益时报》：我曾经采访过中国加入“捐赠誓言”的企业家，也侧面向一些企业家了解过对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发起的“捐赠誓言”的看法。我发现，是否愿意将身家捐出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本人对于财富的认识及其对财富支配和使用的安全感。根据你的研究，还有哪些因素也会影响企业家的慈善捐赠意愿?

高皓：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企业家捐与不捐其实有很多影响因素，这里我随机列举一二。有人会说：“我现在财富还不够多，我首先要证明自己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人，等完成这个夙愿之后，我再去捐。”比如一位国内知名企业家，他曾说过：“我先要当上世界首富，等我达到这个目标再去捐，盖茨你现在去做慈善，是因为你已经达到那个点了。”这种心态跟咱们中国人常说的“立功、立德、立言”相吻合，有些企业家认为“我要先把‘立功’这件事情做好，再去‘立德’和‘立言’”。

第二种情况是他觉得自己没有找到合适的管理及运用庞大公益慈善资金的有效方式，即便自身乐善好施，也会因为缺失科学严谨、机构化、体系化的方法，对“人员是否足够专业、是否具备足够的奉献精神”等多种因素不能充分掌握，因而长期以来对大额捐赠始终保持着观望心理。

就现实状况而言，虽然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已经拥有足够多的财富，但因为他们大都经历过人生动荡和命运变迁，某段时期的个人挫折较大，安全感仍然有所缺失，因此对完全投身公益慈善的信心和决心依然不足。与第一代企业家相对应的，70后、80后的企业家们就没有那么多困扰和障碍，他们在投身公益慈善的规模、效率、速度、包容度和开放度等诸多方面与上一代企业家表现迥然。

外部因素加内部动因，就构成了企业家们是否要投入公益慈善的综合条件，这其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堪比人性一样复杂。所以，一个企业家捐或者不捐的决定，都是经过“五味杂陈”的思想糅合后诞生的产物。

公益是财富的归宿

《公益时报》：你认为家族传承与公益有很多结合点，而且世界上成功的财富家族在这两个领域都有很大的交集。从深层次如何理解这个问题?为什么你觉得“只有公益才是财富的归宿”?

高皓：我有一个观点，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传承是财富的意义，公益是财富的归宿”，这两句话是我多年来研究家族财富传承总结出来的核心理念。经常有人说，只有中国家族才重感情，“血浓于水”，好像欧美国家就没有那么讲感情、重亲情，把孩子养到18岁就完成了义务，剩下的就靠子女自己去打拼了，但事实其实也并非完全如此。家族代际传承是人性本然。当老一代故去，留下的遗产通常都是给孩子，这不仅给财富的创造赋予了超越有限生命长度的意义，也为后代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发展平台，既让孩子衣食无忧的同时，可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这一点对于中外企业家都是相似的思虑和考量——如何将自己的财富、事业、精神传承下去。正因为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才促使我们去寻找人生和财富的价值。这就是为何我要说“传承是财富的意义”。

说到“公益是财富的归宿”，我曾经在课堂上做过很多次实验，听课的有的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有的是从来没有走出过校门的学生。我对学生说：“你现在闭上眼睛，假如你现在突然有了十个亿、一百个亿、五百亿……你要做什么?”当学生们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时，意识到这些财富可能自己花不完、甚至自己的子孙后代也花不完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想到，这个世界还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复杂棘手的社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否有宗教信仰，还是无神论者，当他们明白自己当下所拥有的财富都是来自与社会的给予，他们也一定会拿出一部分去回馈社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欧美国家的企业家在财富积累比我们更早，作为现代公益慈善的奠基人、美国企业家卡耐基就曾说过：“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他在美国修建了近3000家公共图书馆，留下了永久及美好的慈善印记。卡耐基也不否认，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当时一位家族顾问告诉他：“你的财富像雪崩一样到来，你必须要处理好你的财富，否则这些财富不但会压垮你，还会压垮你的儿子，甚至你儿子的儿子。”

我们必须明白，财富非常容易腐蚀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奋斗精神，甚至扭曲一个人的灵魂。

为什么中国人常讲“富不过三代”，而不是“富不过二代”，一个原因是第二代人还有贫穷的经历，还有与父辈共同奋斗的经历，可是第三代人一出生就含着金汤匙，他们对世界和社会并不具备客观清醒的认识。如果后天成长过程中也没能形成很好的三观，那么这种认知上的盲目和缺失会给未来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到最后他不但无力驾驭财富，反而可能会受其所累。当我们说“财富成为家族传承的双刃剑”时，公益在这个层面上就真正成为“财富的归宿”。

我们说财富有两种用途，一种是投资，一种是消费。除了这两种基本用途之外，走向公益是财富拥有者的必然选择。当然，也不排除所谓的“守财奴”，可是你去看这些守财奴的下场，往往都很惨。

说到这一点，我经常会以爱马仕家族举例。2013-2014两年间，我曾经多次去巴黎拜访爱马仕家族，他们创办于1837年，到现在已是182年的历史了，已经传承到了第七代。我当时去见该家族第五代的掌门人，他跟我说：“爱马仕不是我从父母手里继承来的，而是我从子女手中借来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如果是从父母手里继承来的，那这笔钱就是我的，用的好不好都无所谓，因为是我的，归我支配，随心所欲，破产都没关系;但如果是从子女手中借来的，那意味着终有一天，你要把这个财富还给你的下一代。而当你把财富交到下一代的时候，要比你从上一代手里接过来的时候更好才可以，才对得起先人和后人。

所以说，财富的代际传承能让人有敬畏之心，警醒人们不要为短期利益所迷惑，做那些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的不明智行为。公益之所以是财富的归宿，是因为公益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财富的价值，如果财富不能够被很好地支配和使用，那它充其量就是一堆数字而已，很有可能还会产生消极的、甚至毁灭性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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