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道峰(左一)考察在南苏丹边境资助的向日葵种植项目

■ 本报记者 文梅

何道峰，云南人，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早年他曾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做过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的门下“弟子”，对三农问题颇有见地。后下海经商，先后担任多家企业一把手，多年市场的实战与磨练，又让他对企业管理积淀深厚。

1999年，时任华夏西部公司董事长的何道峰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中国扶贫基金会(CFPA)(以下简称“扶贫基金会”)并担任法人代表，短短几年间，通过大刀阔斧的去行政化改革，他将具有浓郁政府色彩的扶贫基金会改造成了去行政化比较彻底的公益机构，为官办基金会的去行政化趟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2016年，何道峰从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一职卸任并定居美国。虽从台前转入幕后，但何道峰似乎并未闲着。他撰写公益专栏文章;构写公益新著;由他捐资专为国内公益领导人搭建的语言和领导力培训模式渐趋完善成熟;最近他还在公益网校开设了音频课程，尽管只更新了几期，但点击收听者甚众。据听过何道峰现场演讲的人说，他发言从来不拿稿，即兴表达能力极强，感情色彩极浓，语言感染力非同一般。

2019年5月7日，《公益时报》记者在位于美国乔治城大学会客厅的一个角落见到何道峰时，他笑容亲切，举止儒雅。他穿格子衬衫，外加浅灰色绒质背心，头发大半已经花白了，本人比照片里还显得清瘦些，但精神矍铄。他语气平和地与《公益时报》记者聊起他在“一带一路”上的公益往事。

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里氏8.1级地震，扶贫基金会第一时间启动尼泊尔地震救援行动，并于4月26日第一时间抵达加德满都开展救援行动——回忆起那段日子，何道峰十分感慨。

“尼泊尔大地震的时候，我第一时间领捐250万人民币作为保底资金，打消团队的顾虑，实现国际大灾救助首次出击。其中用20万元作为媒体工作经费，让媒体记者们能够于最快时间赶到尼泊尔采访报道最新灾情。”

何道峰告诉《公益时报》记者，扶贫基金会团队抵达当地进行灾情评估后发现，那里的民众最大的困难就是吃饭问题。但要对数以万计的灾民提供餐食服务，肯定涉及食品卫生和防疫安全，当时他们的国际合作伙伴并不同意执行此项目，因为食品卫生风险颇高。但经过多次调研并与当地中资餐饮企业的合作论证，何道峰最终在电话会议上做出了艰难的决策——“立即联合中资餐饮公司为灾民提供餐食救助”。

于是，在当地大灾最困难的日子里，尼泊尔震后的大街上出现了一幕蔚为壮观的景象：扶贫基金会救灾工作组资助并引领中资餐饮企业，先后为当地灾民提供了大约八万人次的餐食援助。此举使中国NGO组织在当地的形象和美誉度破冰且直超印度NGO组织的多年经营，一时间，中国NGO组织P2P国际援助成为当地民众的街谈巷议的话题。

告别扶贫基金会的近三年来，何道峰一直在资助国内公益人到美国进修语言，因为他看到了NGO组织助力“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意义已经在日益凸显，而对于中国公益人来说，若想实现“国际化”，顺利打通对外交流途径，语言是个关键的坎。

“纵观国内公益组织，一些教育背景过硬、外语流利的人才，普通公益机构根本养不起。但对那些在本行业浸淫多年、且对机构具有一定黏性的领导人来说，他们本身很渴望向‘一带一路’国际化进发，但受限于自身语言水平，张不开口。”何道峰说自己就是要帮助国内的公益新生力量和行业领袖搭建一座桥梁，攻克基本语言关，鼓励他们开口说英语，为日后迈向国际化奠定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语言基础。

喜欢阅读和思考的何道峰对“一带一路”的琢磨和探究已经突破了窄化的理解。他说“一带一路公益”并非一种狭獈的地理概念，而是中国寻求国际化拓展的全新道路。基于此，最近他已启动了一个向北京大学超过5000万量级的捐款项目，这种努力和尝试也是他眼中的“一带一路”。

“我与北京大学开启了一个新的国际合作项目，就是准备实施一个十年规划，把精英人才送出去深造研发，开展国别研究，同时把国际顶级师资引进国内课堂中来。保持P2P的双向深层次交流，让时间为未来创造价值，开辟道路。”

采访过程中，63岁的何道峰始终喜乐淡然，似乎过往的成败得失对他都已是“如烟往事俱忘却”了。

“我现在巳经是一个退休老头了。对我来说，未来所有的事情都是不确定的，只有死亡确定无疑。如果我能把一生的经验和教训转化为年青一代公益人的成长肥料，化作春泥去呵护公益之根，那应该是我下一阶段最好的生命处置方式。”

开中国NGO“一带一路”先河

《公益时报》：中国“一带一路”实行已经五年，“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的呼声也日渐高涨。能否谈谈你在扶贫基金会最早开启“一带一路”的公益轨迹?

何道峰：扶贫基金会尝试国际化从2005年就开始了。印度尼西亚发生海啸时，当时我们虽无能力到达灾害现场，但及时联合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美国美慈组织共同对当地进行人道主义救援，捐赠4300多万人民币的药品;同年10月，巴基斯坦发生地震，扶贫基金会很快发起了“巴基斯坦地震国际救援行动”。

2007年，我们正式开始尝试推行国际化战略，最初的试点就是建设苏丹阿布欧舍友谊医院。当时的资助机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给我们60万美元，但拿这笔钱在当地修建一家医院是远远不够的。

跟我们接洽项目的是时任苏丹副总统塔哈的夫人、比尔特瓦苏慈善组织会长法蒂玛女士。基于团队的市调，我反复跟她讨论该项目的可行性，考虑是否可以采用一种既能适应当地气候特征，又物美价廉且实用的材料来建造。辗转商议之后，最终达成共识，从中国定制了医院的全套轻钢架构，做好之后运至苏丹当地进行组装，避免了钢筋混凝土的昂贵成本，创造了用100万美元在苏丹建一家配备完整医疗设备医院的奇迹。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第一家进入苏丹的中国公益组织，扶贫基金会介入了从该院选址、项目设计、采购、组装组建、海运清关到竣工的整个过程，并组建医院理事会，对当地医护人员进行综合培训、辅助构建社区母婴保健网络和派遣医生志愿者援医等等。建好后的医院很快投入使用，并着重为当地孕、产妇照护及儿童医疗保障服务，医院收入每年增长超过15%，保证了公益资源使用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2013年，我们了解到埃塞俄比亚有大约300万孩子，每天只吃一顿饭，常年处于饥饿状态，便与灵山基金会合作在当地开展了“微笑儿童”救助项目，让孩子们能够吃饱饭，保证基本的饮食健康。

从2005年至今，扶贫基金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人道主义救援和长期发展援助项目，累计投入资金物资超过1.6亿元人民币，惠及约45万人次。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扶贫基金会加快了国际化步伐，已在埃塞俄比亚、苏丹、乌干达、尼泊尔、缅甸和柬埔寨等国家开展了长期发展援助项目。

凸显国家视野与责任担当

《公益时报》：其实直到现在都有公众对公益慈善国际化提出质疑，有网友说：“咱自个家门口的事都还没处理好，干嘛要跑到国外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

何道峰：的确如此。公益慈善的国际化首要面对的就是不理解和质疑。2007年，扶贫基金会提出“国际化战略转型”，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是随着基金会发展规模的扩大和工作体量的增加，我们有意识地将原先操作已经非常熟练的公益项目让渡与国内其他草根组织，开始尝试在国际领域开拓与探索。这样中国公益生态才有可能健康持续。否则那些小型公益组织就没有发展空间，也无从得到培育成长。

其次，扶贫基金会顾名思义是以“扶贫”为主，但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这种绝对贫困必然要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到那时，我们又该到哪里去寻找救助对象?找不到受助群体，你如何劝募捐赠资源并将其效用最大化呢?

第三，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发展需要。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初期都离不开国际援助，中国自晚清以来就一直在接受其他国家的援助，而且数量也相当大。比如，仅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一家机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中国的援助就超过50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币值大约200亿美元。饮水思源，我们一路走来是在别人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今天你发展了，必然应该去帮助别人，唯有如此，你才可能具有国际视野和博大胸怀，否则你就是为富不仁，同时也必将使你的外交停留在相对狭隘的平面外交层面。

要知道，一个成熟的国家必然是立体的外交，并逐渐从立体的外交向全面多维的外交转变。所谓“立体外交”，不仅包括国与国之间的政府沟通与对接，也包括在他国经营企业和从事公益慈善的NGO组织，甚至中国游客在外所展示出来的各种行为姿态与各国人与人即P2P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你想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你想要融入世界文明的大格局，你就必须承担这种国际社会的责任，无法回避。

《公益时报》：十多年前你就推动了扶贫基金会国际化转型，据说当时也有反对的声音。你为什么坚持?

何道峰：我没有什么古板僵化的书本理论，我只知道未来时刻都在发生变化。无论组织还是个体，要想把握主动引领未来，就必须预测未来并预先采取行动。人和动物的最终切割是思考与预测，并通过预测后行动而拦截未来，驾驭变化。否则就只能盲目地追随未来，成为时代的“跟屁虫”，那样的人生基本上只能被别人所设计和席卷，我不想做这样的人。我通常采取重大行动都在10年以前，我做的重大生命处置都是为10年以后所谋划的。

《公益时报》：万一你的思维判断出问题怎么办?

何道峰：那没有关系。任何东西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适度的冒险仍然需要。公益也一样需要创新和冒险，只要将这种冒险控制在你可控的范围即可，那样才有可能赢得未来。特别是作为一个领导人，你需要具备这种预判能力，否则就会“娃娃当家，累死全家”。

《公益时报》：但预判也意味着要承担责任。

何道峰：那没关系啊。说到底，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生命就是拿来体验的，担责就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体验。即使其中可能充满着风险，你也应该担责前行;即使最后为此牺牲，你也会有充分体验而无憾。

采访中，何道峰喜欢用“那有什么关系”来总结自己对某件事的态度，他说他一直都知道有人认为“何道峰脑子有病”，“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每个人都如出一辙的‘正常’，这个世界也太沉闷了，那就不好玩了。”何道峰说。

在何道峰看来，人应该清醒地认知自己所处的每个生命阶段，不要留恋纠结过去。退休后，他逐渐从一线公益人转型为捐赠人和专业研究学者。他坚定地认为，没有公益的社会生活不值得过，而缺乏平行线只有垂直线连结的社会也不存在真正的“公益”。公益人应该用构筑平行线的方式来连接受益人和捐赠人，连接这个社会中的志愿者，在共建志愿性公共空间的同时实现灵魂的自我救赎。

《公益时报》记者问：“你希望多年以后的中国公益界如何评价‘何道峰’这个人?”

何道峰笑了：“其实别人怎么说，我并不在意。懂你的人勿须讲，不懂你的人何须讲?看你不顺眼的讲何须?如果你一定要我给个答案，我的墓志铭就是：‘一生执着于画平行线的人’。这也是我真实的人生写照。”

志愿者与“领捐人”

《公益时报》：纵观你的公益轨迹，我发现多年来你不仅作为一个公益组织志愿者领导人在推动公益战略行动，更是以企业家的身份通过长期捐赠在践行着公益?

何道峰：对我而言，真正以捐赠人的身份投入公益应该从我退休开始。在这之前，我始终是以一个志愿者的角色在为公益组织服务，更多的是捐时间、捐精力。在美国，每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年人以志愿者身份投入公益慈善，他们的奉献激活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慈善资源，使得一些原本可能僵滞甚至浪费的善款变得鲜活而有价值。在此，我们应该向所有的志愿者表示敬意。

在扶贫基金会工作那些年时，我的捐赠其实都属于一种“引领性”捐赠，即当某个项目刚开始大家都充满质疑且无人捐赠时，我就领捐。当大家都有了认知开始陆续捐赠时，我就从中撤出，转而去关注更需要领捐的公益项目。

《公益时报》：能否举几个例子?

何道峰：譬如为了缓解受助大学生心理压力并激发他们组织学生社团、服务社会，我领捐“新长城自强社”资助项目;为了坚固国际化驻外人员的信心，我领捐驻外补贴;为了坚固“中和农信”在山水间奔走的数千名基层信贷员的信心，我领捐100万元成立年度“中和-道峰奖”;为培训公益媒体记者、鼓励更多公益组织发展，我领捐400万元支持安平基金、中国慈善家联盟、青螺公益第三方行动;为了苏丹饥饿儿童项目开启，我领捐350万元等等。这些年来，我在扶贫基金会领捐的资金超过3000万元。

即使在去年，为了推动扶贫基金会在“一带一路”上做复杂项目的能力提升，我还领捐了700万元让扶贫基金会与美慈组织在乌干达联合救助南苏丹难民，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融入当地搞农业开发与青年创业。

《公益时报》：你鼓励并支持让媒体记者“走出去”是出于何种考虑?

何道峰：我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让国内媒体了解中国在非洲所做项目的效果，当地民众的真实反映，以及还存在哪些现实问题。

当我们的记者带着思考和审视走进非洲、走近我们的援助对象，在盘点成果的同时，也可发现我们在援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样的观察报道才称得上“客观理性”，传递给国内公众的声音也才会相对客观公允。我们既不能妄自尊大，也没必要妄自菲薄。但如果一个人对当下世界并无真实的了解和掌握，就先入为主地采取一种拒斥之姿，那不是一个正常而理性的态度。

通畅一带一路，公益必同行

《公益时报》：“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企业和社会组织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哪些共同的难题和障碍，如何克服?

何道峰：对于中资企业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你走出去之后是否拥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能力。我们要扪心自问，作为一家跨国企业，你到当地之后是只想赚钱发财，还是也会考虑回报社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一个成熟的企业肯定是两者兼具的。

企业回报社会的意义有二：其一，你在当地做市场开拓，打太多广告会引起负面效果，因为你很难在短时间取得当地人信任。但当你去做公益慈善项目时，其实也就兼具了广告效应，因为它通过媒体传播提升了你的可信度。其二，当你的企业在当地社区开展商业活动时，你也有必要回报社区，以改善你与社区之间的关系，从而影响当地青年一代对你的认知和观感。这样你的企业才能长久地做下去。不能说你跑到当地来赚钱，不但对当地人民的苦难视若无睹，而且把人家的生态和环境搞得一团糟，留下太多负面东西就拍拍屁股走人了，这对自己和中国企业的声誉都会有长期影响。

社会组织想要在走出去之后立足站稳，关键要能找到当地的社会痛点，有痛点你才有项目的可行性和延展性，你要让当地人了解你能在多大程度上消解这种痛点，并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找到社会痛点和解决方案，并制定与国内年青一代和企业家认知的共鸣点，由此制定出好的营运模式，通过适当的媒体关注报道，才能成为推动项目良性循环的助力器，否则就是无米之炊，无水之源。

《公益时报》：中资企业和社会组织建立合作之后，如何打好配合?

何道峰：双方在建构好合作模式之后，肯定要充分挖掘相关企业的潜在需求来推动工作。比如可口可乐公司素来重视教育类公益项目，因为绝大部分客户群体是青少年;宝洁公司的客户群体主要是女性;一些环保企业关注的重点肯定是生态环保。

作为社会组织，在开赴当地工作之前，案头作业一定要足够充分，你要了解你要参与协作的企业属于哪一类，它与你的机构本身有何内在关联?如果你擅长环保类公益项目，却非要去找女性或儿童企业合作，那就很费劲。找到契合的合作伙伴是非常重要的，而这种寻找的过程本身并不容易。这其中，好的社会组织一定善于琢磨和思考，要充分发挥积极能动性，发挥社会公共服务属性，主动跟进、甘于吃苦、勇于担责，用诚意去打动别人，才能体现你应有的价值。

有些问题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在“一带一路”国家做公益和在本国做完全是两回事，地理环境、政治地缘、民族文化、媒介传播、宗教情感等大相径庭。如果你不能设身处地从对方的需求出发，肯定行不通。加入“一带一路”行列之后，我们必须抱持一种小学生的学习态度，以谦卑的心态重新学习和积累。

《公益时报》：但现在有些社会组织似乎有“跟风”之嫌?

何道峰：这个世界上，跟风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一带一路”发展并非属于你的整体工作布局和发展方向，那你去凑这热闹干什么?

行动之前，你不妨先问自己如下几个问题：这件事真是你想做并且有信心做好的吗?你的发展定位明晰吗?你找到社会痛点和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了吗?你的目标客户在何处，是否真的具备可持续发展潜能?你的运营模式在当地同行中是否具备竞争力?你是否拥有一个杰出的团队?领导人是谁?你的启动资金在哪里?后续资源如何跟进?可以看到，钱的问题排序在最后。

如果以上问题未能得到很好地消化和解决，即使给你足够的资金，你也没有能力把它用好，最终可能导致资源被白白浪费。归根结底，社会组织走出去，不要被资源所驱动，而是要被想法、创意和思想所驱动，要为你内在的某种激情和梦想所驱动。

建构社会平行线，为公益护根

《公益时报》：你已经退休三年多了，但时下还在忙着写公益专栏、出书、组织公益培训……“公益”在你行至今日的人生轨迹中到底意味着什么?

何道峰：从个人来讲，我始终觉得，没有公益的社会生活其实是不值得过的，这种社会形态也称不上是“现代社会”。没有平行线只有垂直线的社会就是一个没有公益的社会。何谓“平行线?”就是人与人的交流不需要外力的介入和安排，而是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自发结社，实现某种共同的诉求和愿望。只有在平行线的社会架构中，人们才有可能找到自然和谐的人际模式和沟通关系，发现之前不能发现的问题，跨越之前不能跨越的障碍，这也是公益组织生存发展的最根本问题。可以说，我的一生都在致力于社会平行线的建构。

《公益时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种“社会平行线”是需要我们付出很大代价去建构的一种东西?

何道峰：我在扶贫基金会工作多年有个心得体会——如果你始终以居高临下之姿去看那些弱势群体，你很可能误判或曲解他们的需求，因为此时你已经人为地构筑了一条垂直线，你其实已经看不到他们的真正需求。而当你以一种平行的视角去观察和理解你的受助对象时，你会发现无论和受助人还是捐赠人，你们的相互理解和支持激发远远超出你的预期。

我愿意用构筑平行线的方式来连接受益人和捐赠人，因为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我灵魂的救赎。在扶贫基金会工作的时候我就曾多次说过，我们要用这个“播善平台”来画出更多的平行线，帮助他人、成就他人，让他们有能力主宰自己的生活和未来，让善更有力量。

《公益时报》：在你心目中，中国未来的公益图景应该是怎样的?

何道峰：在我看来，未来中国公益势必要构筑更多的平行线。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公益人意识到这应当是他们奋斗的目标，中国公益就有未来。如果大家还是习惯于构筑垂直线，中国公益就没有未来。这绝对不是钱的问题。因为目前绝对贫困已经淡出了我们的历史视野，这个社会的痛点也已经逐渐由此转移，我们需要重新探索新的社会痛点和需求，重新构筑全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哪些地方应予建构平行线，什么才能启发和引领我们整个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这些东西我们需要深思。如果说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带来的却是人性的堕落和扭曲，是到处充斥着语言的暴力和人性的戾气，我不知道发展的目的何在?这是我的迷惘。我只知道作为一个人，公益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什么问题。

以现有的现代化国家发展模式来看，公益就是通过平行线自组织解决各种繁琐的社会问题，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元且充满包容，由此也解决了蕴含其中的各种细节问题，而非被动地等待由政府来包揽解决所有的问题。政府不是万能的，能做的事情也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能把这些有限的事情做好已经很不容易了。大量的关乎文明进步的社会公共事务就需要那些有志于且有能力构筑平行线的人去实践，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才能提升，这种生活的公共形态才值得人眷恋。

  审编：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