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在对性侵害量刑太低了!明年‘两会’，我们一定要继续建议专门设立‘性侵儿童罪’!”“女童保护”发起人孙雪梅对同伴们说，神情愤慨。

这是2019年7月的一天，大家谈起最近的两个新闻：上海新城控股董事长猥亵幼女、四川一名有奸杀前科的人出狱后再次犯案。

性侵儿童的新闻层出不穷。“女童保护”每年都会统计过去一年公开报道的案例。2013年至2018年，国内媒体共曝光2096起性侵儿童案例，每起都有不同数量的受害儿童，有的甚至多达100余人。2015年至2018年11月，全国法院审结的猥亵儿童案件有11519件。

“这些数据是冷冰冰的。但我一想到数字背后的每一个孩子，他们惊恐害怕又不知道找谁说，不知道怎么去维权去求助……一想到一个个孩子人生轨迹的改变，我就觉得特别受不了。”孙雪梅说。

2013年6月1日，有感于那段时间频繁出现的儿童性侵新闻，时任京华时报记者的孙雪梅，与全国百名女记者联合多家媒体单位发起了“女童保护”项目，以“普及提高儿童防范意识”为宗旨，致力于让儿童远离性侵害。

曾有不少受害者在“女童保护”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中留言，倾诉自己的经历，甚至有人打电话来求助。孙雪梅记得：“不少侵害者是孩子的亲戚，比如表哥、舅舅、姑父、爷爷等。偶尔也有男生来倾诉。”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人讲述了自家女性长辈的遭遇：十来岁时遭遇性侵，到现在70多岁，侵害者已经离世了，她还是走不出来，封闭自己，不愿意跟人交流。

让她难过的是，小时候听说的那些性侵案件大多都不了了之，只有一起案例，因受害者有了生命危险，事情才进入法律程序。

有专家预估，儿童性侵案件只有大约1/7会进入司法程序。孙雪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受观念影响，受害儿童或家长没有报案;第二，由于缺乏证据，公安机关没有立案。

“女童保护”的工作重点，一是做防性侵知识普及，改变公众观念;二是致力于推动相关制度和法律的完善，以帮助遭遇性侵的儿童。

谈“性”色变

“同学们，性是非常美好的，”孙雪梅在台上大声说。她看到台下孩子们专注而有些羞赧，后排家长们神色紧张起来。

“但是要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年龄发生，” 她继续说。家长们明显松了口气。

“我告诉你们这些，不是鼓励你们在青春期发生性行为，而是让你们对性的知识有全局了解，这样你才能对自己、对他人健康做出负责任的决定。”接下来，她讲到避孕的各种方式、验孕方法、人工流产的危害等等，最后是“怎样辨别性侵害、遇到性侵害怎么办”环节。

2019年7月的一天，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家餐厅的大包间里，孙雪梅向30多个孩子讲授新开发的青春期健康教育课程。这次课程应家长邀请而开。这些女孩子刚刚小学毕业，即将进入同一所寄宿初中。家长们联系“女童保护”，希望将这次课程作为送给她们的毕业礼物。

不过，这次邀约的部分家长提出：最好只讲防性侵部分。孙雪梅分析，家长可能觉得孩子还小，不需要知道性行为相关知识。

中国社会“谈性色变”的传统观念，是“女童保护”一直面对的障碍。

早在2014年，“女童保护”就试图制作青春期版课程。但是，各方面专家、教育从业者，甚至“女童保护”团队内部，对课程内容和尺度都无法达成共识。

当时召开的研讨会上，来自北京的一位副校长倾向于讲更多性教育方面的内容，因为他们学校的初中生甚至知道哪里可以买到避孕套。而某贫困县教育局的反馈是，那里刚上初中的孩子连月经是什么都不知道，对经期感到恐慌，希望主要讲生理卫生和人身安全。

孙雪梅觉得时机未到。当时，即使是完全不提性行为、连生殖器官名称都用“隐私部位”替代的儿童版课程，推广起来都还有障碍。

她曾通过联系教育局，到大理某村的一所学校授课。上课时，校长旁听一会儿就出去了，没有说什么。不过后来接受媒体回访时，校长表示：“讲这个，会不会把孩子教坏了?我们以前都没有提过‘性’这个字。”

修订了55次的教案

听起来简单的儿童防性侵课程，包含了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如果漏掉或者错讲其中的小细节，反而可能给孩子带来心理伤害，甚至导致生命危险。

儿童版教案从初拟到现在，一共修改了55次，“每次细小的修订都是有原因的”。

有时候，是为照顾孩子的感受。

在云南山村试讲时，一个女孩忽然哭了。

课后，小女孩找到孙雪梅：“老师，你们一直在说，如果有人试图触碰隐私部位，要及时告诉爸爸妈妈;如果有人约我出去玩，要告诉爸爸妈妈。可是我爸爸妈妈在外打工，几年不在家了，我该告诉谁呢?”

孙雪梅眼泪都出来了。当天晚上，她就和同事们讨论，从此把“爸爸妈妈”改成“家长或者你信赖的其他大人”。

还要强调的是，对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不能直接讲性侵案例，避免给他们带来恐惧感。

有时候，是为平衡。

最开始的教案里讲“熟人也可能性侵”时，本来只举例提到两三个身份，其中包括孩子常接触的老师，为照顾老师的感受，得改成十几种身份。

“比如说到老师、校长，也要说‘厨师、校车司机等’，老师就不会抵触。”孙雪梅解释，“同时，还要告诉学生，如果有课堂上讲到的、属于性侵害的行为，不管对方是不是权威，是不是日常尊重的人，都是坏人。如果没有，就不能拿这个来开玩笑。”

“防性侵教育不能变成恐惧教育，”她说。必须告诉孩子，身边绝大多数都是好人。“单纯让孩子认为‘不能跟任何陌生人说话’是不对的。但必须告诉孩子，帮助别人是有前提条件的，不能跟他走，不能离开常规路线，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不是谁都能来讲课

最近几年，来自各地妇联、教育部门、检察院等政府机构以及家长的主动邀约，已让“女童保护”忙不过来。

截至2019年6月底，“女童保护”已培训志愿者数万人，考核合格讲师6000多名，与全国200多个团队签约合作，在全国30个省份，向超过312万名儿童、53万家长讲授了儿童防性侵课程;线上课程也覆盖了数千万人。

在筛选讲师这一步，“女童保护”有重重标准。应征的志愿者经过培训后，通过试讲、考核等环节，才能成为讲师。青春期版课程的讲师考核更复杂，需要电话面试、录制试讲视频、当面考核等，新讲师第一次授课还必须录音或录像，交由专家再审核一次。

一些想当然的认识误区，让不少志愿者没能通过筛选。

比如，“如果遇到性侵怎么办?”

孙雪梅回忆，“2014年考核时，有志愿者没有仔细看教案，试讲时按照自己的理解，说什么情况都要先大喊大叫、奋力反抗。”

而正确答案是：要分人多和人少两种场景。

人多的时候应该大叫反抗，寻求周围人帮助离开。但假如周围人少，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或周围无人的山野时，这可能会刺激施暴方，也许会从性侵发展到杀人灭口。

这时就需要告诉孩子：“先大声拒绝和适当反抗，但如果对方转向暴力侵犯，就要注意不要激怒坏人，可以编理由逃脱，实在逃不了就要默默记住坏人长相、悄悄留下物品当证据。”

还有的志愿者在试讲时，只让孩子们提防“坏叔叔”，这也是常见的错误观念。

“实际上，性侵儿童者不仅仅有叔叔，也有爷爷奶奶、阿姨、哥哥等。不仅仅存在异性性侵，也存在同性性侵，有老人性侵，也有未成年人性侵。只让孩子们认为叔叔才是坏人，可能埋下隐患。”孙雪梅解释。

除了对授课过程的细节要求之外，“女童保护”还用制度来规范讲师的行为。

“女童保护”接受男性志愿者，但男性可以多做统筹等幕后工作，或经过考核后给家长授课。直接给学生授课的讲师必须是女性。因课程的互动环节有身体触碰，由女性讲师来做更合适。如果男性授课动作不当，很可能让学生觉得是侵犯。

讲师虽然是女性，也被要求不能单独跟一个孩子相处。还有一个规矩是：相关活动必须两人以上共同参加。

女童保护的价值

性是美好的，但它的发生是需要有条件的。性是两耳之间的事，不仅仅是两腿之间的事，是需要经过大脑思考来做出决定的。“女童保护”以这样的理念贯穿其中，身体的发育也是美好的，不应该害羞。“如果老师自己一讲到性，想到的都是负面，那就有问题。”

那些课程在孩子们身上产生的作用，是孙雪梅继续的动力。

比如，曾有一位小学女生听完课，才意识到自己之前的一段经历是性侵。她告诉了家长，性侵者很快被警方抓获。学校邀请“女童保护”再去给几百名家长上课。

还有学生听课后反馈，某老师经常对他们动手动脚。“女童保护”去找学校交涉，最终将那名教师调离了岗位。

最近还有北京一所学校的老师在家长会上感谢了“女童保护”——一个女生在回家的路上遭遇性骚扰，她想起课程的内容，大声叫喊：“我还不到14岁，你想坐牢吗?”随即告诉了老师。骚扰者在两天后被抓获，据说他经常在那一带，对年龄稍大的孩子性骚扰。

也有让她愤怒的时刻。

曾经在某地区，“女童保护”已组织好了讲师队伍，排好了授课计划。这时，一名已离开当地上大学的学生找到当地的志愿者讲师，讲述自己初中时被一名老师性侵的经历，并指出那名老师仍然在那所学校教书。

志愿者讲师在当地志愿者群里讲了这件事，讨论下一步怎么做。没想到，群立刻就被解散了。很快，当地教育局下令，不再开展“女童保护”课程。

孙雪梅很生气，只能一边寻找其他渠道，一边安慰自己“这也是对这个地方的一种震慑”。

“不过这种很少，我们跟绝大部分地区的合作是顺利、愉快的。”她补充。“捂盖子不如提前揭盖子，告诉大家盖子下可能有什么。很多政府部门的人是爱孩子的，他们会主动去做，这也是造福一方。”

她预判：未来几年，强奸、猥亵的报案率会提升。“不是因为这类犯罪比以前多了，而是大家的权利意识被唤醒了。我觉得我这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也是社会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推动制度完善

让孙雪梅感受到价值的，还有近几年相关法律和制度的变化。

“女童保护”一直致力于推动相关制度和法律的完善。每年全国“两会”前夕，“女童保护”都要召开座谈会，请来相关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参加，呼吁他们将相关内容写成议案提案。会上探讨、呼吁的不少内容，正在逐步实现。

比如，2015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取消嫖宿幼女罪，将其并入强奸罪从重处罚;2019年8月2日，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公开消息称，检察机关将建立全国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库，有过性侵害犯罪的人，会被限制进入教育、培训等直接接触孩子的行业。

对监护人性侵孩子的情况，“女童保护”也一直推动剥夺监护权后的社会监护制度完善。监护人性侵孩子，出于生活保障、家庭伦理、亲情等因素，孩子往往不敢说，“要让这些孩子报警后还能过正常生活，他们才敢说出来。”孙雪梅说。

许多性侵受害者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后，要对不同的人反复回忆受侵害经过，有时还要多次进行身体鉴定，造成严重的再度心理损伤。儿童性侵案件“一站式询问”也是“女童保护”多次呼吁的话题。近两年，在最高检推动下，一些地区已开始试点。

孙雪梅印象最深的是江苏淮安。她与当地政府部门合作培训讲师时，看到当地检察院为被性侵儿童建立的“暖阳之家”。那里环境布置得很温馨，被性侵儿童进去后有心理咨询师陪同，然后由女性工作人员来询问过程，并全程录音录像——这些影像供公检法在后续使用，如果没有很明显的证据瑕疵，不会再次去询问儿童。

女童保护还与民法专家一起推动延长被性侵儿童民事索赔时效，在2017年已经实现，受性侵儿童的民事诉讼时效从原来的2年，改为18岁起算，3年内有效。

如今，孙雪梅还希望推动实施对受性侵儿童的精神损害赔偿，加强对受害人的心理干预和帮助;特别提请相关部门注意网络色情对未成年人的危害……

一直以来，“女童保护”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将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自己可以提供专业支持。老师需要严格培训，并且要有绩效考核。

过去几年与各地教育部门的合作中，曾经发生的现象是：教育部门认为“女童保护”对讲师的考核过于严格。不过可喜的是，面对坚持，他们逐渐也都接受了。教育部门事实上对教学质量的要求更高，不是谁都能随便进课堂。

孙雪梅希望社会各界都能意识到，防性侵教育是一门很专业的学科，必须严肃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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