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乔卫不是一个按传统思路出牌的公益人。采访之前他就叮嘱《公益时报》记者，千万不要写一大堆采访提纲给他，那样会让他觉得不自在，聊起来也不痛快。业界熟悉乔卫的人都管他叫“乔老爷”，许是调侃，许是尊敬，乔卫倒也不推不恼，就那么笑眯眯地应着。

6月4日下午6点，《公益时报》记者对乔卫进行了采访。他身着蓝色格纹长袖衬衣，灰色裤子，休闲随意。花白的头发，开朗轻松的笑容，随意自然的谈吐，时而在细微处表现出的细腻和亲和，很容易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乔卫告诉《公益时报》记者，他是地道的北京人，打小住在芝麻胡同，熟悉这个城市的一草一木。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乔卫成为当年第一届大学生，学了工科。大学毕业后，他留校在团委工作，兼做人才学、社会心理学等教学工作，在学校一待就是6年。1988年，调至北京团市委工作。2000年，调任北京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兼任北京市港澳台侨同胞共建奥运场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对乔卫来说，他的人生转折发生在北京奥运申办成功之后，水立方场馆的筹建开始。这也是他继1993年在北京市团市委组建志愿者队伍之后，与公益慈善事业的又一次亲密接触。

2001年中国申办奥运成功之后，大家都很高兴。很多侨胞希望能为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贡献一份力量。最后应广大海外侨胞的要求，经过北京市委市政府慎重考虑，决定拿出一座场馆来，交由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捐资共建，最终确定了水立方。该场馆扣除了规划设计等前期费用，建设的总资金是1亿美金多，按照当时8.3的汇率计算，相当于8-9亿人民币。

2003年7月间，北京举办了一系列庆祝申办奥运成功两周年的纪念活动，北京侨办也邀请了70多家海外华文媒体参加。不过，媒体的朋友们还都不知道，除了了解北京筹办奥运会的进展情况外，还有一个与海外侨胞相关的“重大消息”即将公布。他们只是被告知，15日晚上有重要采访活动，务必出席。

2003年7月15号晚上，新闻发布会在北京饭店举行。在各种“长枪短炮“的环绕下，乔卫和他的同事们很平静地介绍了捐资共建“水立方”的事情。最后，乔卫说：“下面请大家提问，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我会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

让乔卫感到意外的是，现场回应他的并不是举手提问，而是，沉寂了几秒钟后，在场所有人不约而同地热烈鼓掌，长时间的热烈鼓掌。乔卫这时候知道，这件事成了!

这场新闻发布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媒体记者问的最多的是捐赠人的名字如何体现?如何最大程度满足捐赠人意愿?乔卫说，他都一一耐心细致地予以了解答，因为他理解捐赠人的心情，也不愿辜负每一份来自五湖四海的爱心。

新闻发布会刚开完，乔卫一回到房间，就有一位叫欧阳乐耕的日本华文电视媒体人揣着1000美金要捐给水立方。“我回来给我爸看癌症，身上就剩这么点钱，全捐给你。”

2004年12月24日上午十点，水立方正式破土动工建设。其后的几年间，乔卫四处奔走募款，也一次次见证了港澳台侨同胞对北京奥运会的热情和爱心。

美国华人积极参与奥运志愿者报名(左二为乔卫)

多伦多华人为奥运捐款(居中者为乔卫)

2005年，乔卫陪同领导访问香港，在港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举办的欢迎晚宴上，他的任务是在宴会开始时介绍水立方建设。乔卫讲完已经8点多了，服务员在门口站了一排等着上菜，这时突然有一个年轻的男服务员悄悄走到他身边说：“您刚才讲得真好!我也要捐款。”

为了不让出席活动的朋友们攀比，乔卫定过一个原则，活动现场只介绍情况，不接受捐款，因此他婉言谢绝。但小伙子误解了，以为北京只看得上老板的捐款。他把自己的身份证拿了出来，“我也是香港居民，为什么不能收我的捐款?”

看着眼前这张充满热情和真诚的面容，乔卫不忍再拒绝，便收下了服务员和他的另一位伙伴捐赠的共2000元港币，并在一张餐巾纸上写了临时收据，记下了他们的地址，回北京后，他很快就将正式捐赠收据寄回。乔卫不无感慨地说，那次香港之行让他感受到了港澳同胞的大爱，当年的一幕幕至今仍难以忘怀。

乔卫在北京侨办工作时留影

水立方的捐赠资金达到一定数额之后，乔卫主动给北京市委市政府写报告，要求监察局、审计局定期监察审计，每半年审计一次。他深知这里面每一分钱的分量，也担不起这份责任。

乔卫表示，自己对捐赠资金的审慎和严谨来自当年非典时期的工作经验和真实教训。2003年非典时期，乔卫以市政府特命全权代表的身份被派到北京宣武医院领导医院改建和救治工作，当时有一位侨胞捐了1000万，其中500万元物资，500万元现金。“最后人家一看捐赠明细不明白了：‘我捐了500万对吧’?我说‘对啊’!‘那你这支出去500万零2000是怎么回事?’”其实是这笔资金在帐上放了一段时间，产生了利息，最后乔卫将利息也都一并拨走了。

这件事给乔卫的印象很深——公益慈善捐款，一分一厘都必须经得起审查和考验。不过，也正是经过了这么一档子事，这位侨胞对乔卫的做事风格更加了解，原来说捐500万美金，后来改捐1亿人民币，捐赠额翻了一番。直到现在，他还在支持华侨基金会的公益慈善事业，堪称“铁粉”。

为了做到所有捐赠收支的公开透明，乔卫专门为水立方开通了一个专用网站，强调“跑掉一分钱就是丑闻”的原则。“从开始到结束，每个捐赠人的名字这上面都有，捐了多少钱列的清清楚楚。对于每一位捐赠人来说，能明明白白查到自己的这笔钱到帐，才会相信其他人的捐赠也都落到了实处。”乔卫说。

在乔卫看来，爱心不分大小，所以他始终不断地接收社会公众的小额捐赠。时任北京市领导也表示，“就算群众捐一块钱，你也得给人家开捐赠证书”。那段时间，乔卫做了很多小证书送给捐赠者作纪念，众人拾柴火焰高，水立方的社会募捐最终就是这么一点一滴完成的。

2008年1月，水立方落成后将正式举行测试赛，即当年的世界青年游泳锦标赛。那时，乔卫已经收到了107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万多名港澳台侨同胞的捐款，总额达9亿4千多万元人民币。开赛之前，乔卫叫了五六个人专门跑去水立方，游了第一池子水。乔卫说自己那天很开心，游泳池的水质好到可以随便喝。

2009年7月，乔卫调任中国侨联副主席，从那时起，他分管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华侨公益基金会)，2010年10月，乔卫担任华侨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在他看来，与其他基金会最大的不同在于，华侨公益基金会的创立初衷是希望调动海外侨胞这支特殊的力量来支持国家发展建设。就公益事业而言，海外侨胞既是中国公益事业的先行者，也是主力军之一，具有深厚的公益慈善认知和长期实践。华侨公益基金会有义务和责任团结这支力量，为推动国内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2010年春天，乔卫视察北川中学援建项目

采访中，乔卫对《公益时报》记者说起了最让他自豪的两件事，一是精准扶贫，二是教育助学。

2018年，乔卫在扶贫攻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调研中发现，该群体中大约有60万左右是盲人。根据大数据分析，其中50万人属于通过手术可治愈人群。乔卫觉得，华侨公益基金会开展10余年的“光明行”公益项目刚好可以与此相结合，让贫困致盲性眼病患者在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得到必要帮助，恢复正常生活和劳动。于是，中国侨联、华侨公益基金会、爱尔眼科医院集团共同发起了“精准脱贫光明行”行动倡议，在众多基金会的支持下，该项目自开展至今，已在全国20多个省区开展筛查与手术工作，为12万贫困患者送去了光明。

2018年7月，乔卫出席精准脱贫光明行 新闻发布会

2018年，乔卫在缅甸出席“光明行”揭盲仪式

再就是华侨公益基金会开展的“珍珠班”、“树人班”，吸纳那些学习成绩很好、但因家庭条件无法继续完成高中学业的孩子，资助他们上完高中，截至目前已经帮助了7万多学生。‘光明行’和‘珍珠班’这两个项目我亲身经历，做的很扎实，效果也很好。我觉得很骄傲，也很欣慰。”乔卫告诉记者。

谈及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带给公益组织的影响，乔卫不讳言会有一些公益组织会因此消失或死去，但他说相信那些真正好的公益组织不会死。

“公益组织要不忘初心，坚持做自己，始终坚守固有的、熟悉的专业和阵地，把它做好做透，你就不会有太坏的结果。比如，你的专长是给人治腿，你千万别想着，现在大家都治胳膊，我也得治胳膊去，那你就完了。一旦偏离了机构宗旨和使命，你就很容易迷失和错位。”

访谈

严格规范专项基金进退皆须表里如一

《公益时报》：近几年有些基金会下设的专项基金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陆续出现一些问题。您对旗下基金的管理如何?

乔卫：华侨公益基金会下设的专项基金，工作范围可以尽可能的广泛，只要合法合规，你做什么都可以。在运作过程中，我们也充分尊重捐赠人意愿。但作为理事长，我有一个特权，这个权限可能跟大多数基金会设置不一样，就是我有一票否决权。我从不建议你的资金要用在何处，但我拥有否决你使用基金的权力。在我们基金会设立的专项基金，只要在你的章程之内，你愿意做什么事都行，但是，当我觉得你的资金使用与你的最初想法不一样时，那就必须拿下，你说什么理由都没用。

《公益时报》：那你就不担心人家说你这个理事长霸道，搞“一言堂”?

乔卫：我就是“一言堂”，不合适你就必须退出。每一个基金在设立的时候都有自己的工作章程，也是经过理事会认可的。但如果你在执行层面做两层皮的东西，偏离了最初章程的规定，那我划一个圈就清走了，这是我的自由裁量权。你想继续做，也有的商量，但你必须回到你原定的章程范围内运作。

我的基本原则就两条：第一，你的专项基金发展方向应该与我们最初设立的公益方向保持一致;第二，在执行过程中，你的执行人，包括我们基金会的人不能从中获得好处，这个好处指的是具体的经济利益。当然，民意的认可，社会的认可，这类“好处”我是大力支持的。

疫情是试金石好的公益组织依然具有生命力

《公益时报》：我注意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后，华侨基金会反应很快，从1月30号发出第一批资助，到目前为止已经28批了。在这次疫情的项目对接和工作执行层面，是不是也面临一些挑战?

乔卫：这次新冠疫情来势凶猛，确实也牵动着广大华人华侨的心。大概在武汉没有封城之前，大家就已经开始商讨如何支持抗疫。在此过程中，我明确了一个工作方向：只接受资金捐赠，不接收物资捐赠。

《公益时报》：为什么?

乔卫：我们基金会没有力量接受物资捐赠。疫情期间，即使在国内做物资捐赠都非常困难，海外途径就更困难了——海关、质检等等环节，不仅琐碎，而且风险高。

《公益时报》：这次抗疫你们捐赠的主要流向是?

乔卫：从资金捐赠角度讲，尽管我们有外币帐户，各方面也给予了很大支持，但还是有很多管制，还是很辛苦的。所以，这次我们基金会执行现金的过程当中，除非捐赠人有明确要求说要捐给谁，具体执行层面我们就都捐给前方指挥部了，在我国目前这种防疫模式下，只有政府主动性最强，也是直接掌握大局的。

这次疫情期间，华侨公益基金会执行了大约3个亿的捐款，不仅流程公开透明规范，而且一分钱管理费没收，我们是自己“搭钱”做，一线抗疫确实太不容易了。

《公益时报》：有业界人士梳理抗疫期间公益组织的表现，给出的综合分值比较低。你怎么看?

乔卫：分值低可能也有分值低的原因。因为这次抗疫完全由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实际上只能起到弥补政府不足的作用。当政府主导非常完备的时候，公益组织能发挥的作用就不多。而且我觉得这次疫情中，公益组织在整个应对过程中并没有突破传统模式。

《公益时报》：还是老思维?

乔卫：对。很多公益组织似乎还想着——收到捐赠或拿到物资，对方领导出面搞个接收仪式之类的，最后新闻媒体做个报道，这个过程才算完整。实际上这种模式在当下的实际状况中已经完全不对路了，这时候，你不能还想着展示自己，你只需要想清楚的是，你能为抗疫一线做什么。

《公益时报》：今年的这场疫情导致国内经济整体受挫比较严重，一些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的同时，会不会也有一些公益组织死掉?

乔卫：一些公益组织在疫情中死掉是肯定的。因为有些公益组织成立之初就很勉强，目的就不是真正为了公益事业。但我相信，真正好的公益组织不会死。比如我们基金会，抗疫期间都没有扣捐赠管理费，我相信，如果我们遇到困难了，我的捐赠群体就会伸出援手予以支持和帮助。

问题的核心在于，公益组织要不忘初心，坚持做自己，始终坚守自己固有的、熟悉的专业和阵地，把它做好做透，你就不会有太坏的结果。比如，你的专长是给人治腿，你千万别想着，现在大家都治胳膊，我也得去治胳膊去，那你就完了，一旦你偏离了机构宗旨和使命，你就很容易迷失和错位。

未来中国公益道阻且长公益组织需提供个性化服务

《公益时报》：在华侨公益基金会工作了十年有余，你觉得公益好不好做?

乔卫：我觉得这跟社会背景有关。去年年底我们接连召开了几个会议，会上我表明了一个观点：从今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基金会工作将会面临许多现实困难。我提醒行业人士注意——如果去年年底之前我们考虑的主要是公益项目如何吸引捐赠人，那么从现在开始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思考及其模式已经远远不能应付未来的发展现实了。

《公益时报》：那你的观察是什么?

乔卫：我觉得公益组织可能需要学会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

《公益时报》：比如说?

乔卫：比如说，你现在有20万想做公益，我来帮你设计这20万怎么用，如何做到既能产生社会效应，也能提升机构发展。说白了，无论是企业还是公益组织发展，以后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摆花架子，也不允许你拿着社会捐赠玩一些虚无飘渺的东西，就是要踏踏实实干。

《公益时报》：你可否对自己在华侨公益基金会的十年公益路做个自我总结和评价?

乔卫：老话说“修路、搭桥、治盲”是三大善事，这三件事我都做了，而且通过我们的持续努力，已经有12万盲人恢复了光明。要知道，一个人失去光明是多么的无助，能够帮助他们重新看到眼前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让他们的生活得到质的改变，我觉得很自豪。

《公益时报》：你如何看待未来中国公益发展之路?

乔卫：我觉得可能还是在激发民心吧，当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应该做的时候，无论是公益组织还是捐赠人就都有积极性;当大家都觉得这事与我无关的时候，所有的人也都没有积极性。

《公益时报》：那谁来激发呢?

乔卫：这是个大的社会问题。有关中国公益组织的未来发展。我比较认同理性经济人假设，认同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维茨提出的激励相容理论。就是让你的个人努力方向和你团队的努力方向保持一致，这个制度设计好了，大家才能共同进步。

从本质上来说，我觉得中国未来公益组织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可能还要仰仗于全社会对公益事业的共同关注。当民间个体并没有感受到公益组织带来的好处和便利时，更多时候会觉得这种组织可有可无，存在感很弱，只有公益组织的能动性真正润物无声地渗透到整个社会，惠及到更多民众的时候，他们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才能被普遍认识和接纳，公益组织本身也才能得到蓬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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