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邵阳市城步县第一民族中学的PEER空间

■ 朱逸蕾

一提起“哈佛”这个标签，刘泓下意识地警醒起来，脸上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一直保持低调的刘泓，甚少主动向人提起自己哈佛这段教育经历。

刘泓却对这类叙事本能抗拒，“我的教育背景，是我非常怕的一种‘原罪’，因为它代表着某种不接地”。

2007年，刚刚回到中国时的刘泓正是这么“不接地”，那一年，他刚刚结束在哈佛的本科第二年课程，人生中最重要的成长和学习经历都在美国，“对中国已经了解很少了”。

那年暑假，身体壮硕的刘泓扛着一大箱书，搭上了前往湖南邵东的绿皮火车。他想将曾经在美国接受过的人文教育，以类似夏令营的形式带回到中国“欠发达地区”。刘泓只给夏令营安排了一个英文名字——“PEER”(朋辈/同伴)。在刘泓的设想里，PEER的使命是“让每一名中国欠发达地区的青年人有机会选择优质的人文素质教育”。

“我意识到我很幸运”

刘泓自认是个很幸运的人：虽然家境普通，却也享受到了父母拼搏回来的某种“特权”。

12岁那年，小学甫一毕业，刘泓就被带往美国读书。并非“非官即富”的移民家庭，他生于武汉，父亲是普通干部，母亲是大学教师。为了争取更多可能的资源和机会，母亲在加拿大结束访问学者项目后，即带着刘泓举家迁往美国，在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安了家。

在当时，这是一个极富冒险精神的举动，而坦帕市的教育质量，实际上在美国50个州里几乎垫底。

母亲曾有两年因学业没了收入，刘泓靠着助学金读完大学。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只是“来自条件一般的家庭、到了美国普通城市去、从非常普通的公立高中走出来的”。

启蒙发生在高中阶段，刘泓参加了一个叫TASP(Telluride Association Summer Program)的夏令营，这个项目在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选拔十多名学生，与大学教授一同阅读、讨论、做文学分析、写作。借夏令营之机，他开始阅读社会科学经典：希腊罗马、文艺复兴……

就在那个夏令营，有一位美国教授带着刘泓试读了三个《道德经》译本。这次经验有如当头一棒，刘泓意识到，自己的西方人文基础不错，但作为中国人，却对中国一点都不了解。“连美国人也愿意研究中国哲学，认为它有智慧，那我呢?”

夏令营的伙伴们也给了刘泓信心和动力，这些接受着精英教育的美国高中生，在申请表上大多填上了哈佛或耶鲁，那些刘泓所在的公立高中从未有人申请过的学校。他们鼓励刘泓：“为什么不试试?”

刘泓试了，竟然很顺利地被哈佛录取。

到本科，刘泓便有意识地跟随彼时的哈佛燕京社社长杜维明，学习中国历史文化，阅读《论语》《大学》《中庸》等儒家著作。

羽翼丰满起来了，此时的刘泓动心要回乡看看。

为学生量身订造夏令营

刘泓认为，无论成长在哪个地方，都应该有公平接受优质人文素质教育的机会。

恰逢有一位来自湖南邵东、到美国读本科的伙伴申梦晗，与刘泓一拍即合。对标了自己都在高中获得启蒙，他们决定到中国县城高中举办夏令营。刘泓相信，这个阶段的孩子，只要有一点选择能力，改变就有可能发生。背上沉甸甸的一堆资料 ——《麦田里的守望者》、《动物庄园》、康德、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与另外11名志愿者，满怀期待地向邵东出发。

到了学校才发现，自己实在“太不懂中国”。拿着这些西方经典名著，他们与学生的沟通鸿沟巨大。这和预期很不一样，刘泓和同伴们面面相觑，互相问出了同一个问题：中学教育到底是什么?

这些学生在这里生活，这个学校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PEER面对的教育对象里，许多是来自农村和县城的留守儿童。能进入县城高中已是少部分幸运的、成绩达标的孩子，仍往往缺乏自信、不善表达，宁愿将更多时光消磨在手机上。

这是幼年时缺乏交流、无人陪伴等问题留下的烙印，但在PEER聚焦的高中阶段，大多数问题已沉潜到每一个孩子内心深处，再不会直白地被表露出来，而当高考压倒一切成为老师、家长甚至学生自己的核心“共识”，沟通、聆听、分析与建议等一切至关重要的软性支持，更不得不为备考无条件让路。

然而也正在这一阶段，仍然稚嫩的学生们却要做出一些可能影响自己一生的关键抉择：专科还是本科，要不要读免费的师范定向，如何决定志愿与未来专业……焦虑情绪掩藏在沉默之下，寻求帮助的手却不知该伸往何处。

“他们往往在很早的时候，被要求做一些完全没有办法预料到后果的决定。”

除此之外，县城学校的基础设施、硬件、教师资源，也与城市相距甚远，当中不乏用“一块屏幕”传送课堂直播的学校。

城乡教育资源不断分化，使得曾一度以升学为唯一出路的农村中学生们，面临困境的复杂程度与他们的年龄与能力所及日益悬殊。

连接社区，找到自主的力量

问题无处不在，刘泓思考，县城学生真实需要什么，如何帮助他们思考、做出负责任的选择。

“走进社区”成为了赋能第一步。这些高中生长期被围在学校围墙内，没人告诉他们需要走出校园。刘泓希望，学生能主动思考“我和社区的关系”“我能为它做什么”，以此培养独立思维、激发能力与潜力，明白自己“有机会选择”。

每年寒暑假，刘泓和伙伴们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到县城高中，带学生走出学校大门，走进社区，去发现本地问题。

学生们领到一叠任务卡后，即被带动以不同形式去全面认识社区——什么是政府职能?社区快递员怎么送快递的?大妈为什么愿意跳广场舞?如此与社区产生连接，对社区生态、环境有了整体认识，再做行动研究，促进社区行动。

贵州丹寨县一所民族高级中学的学生，发现县城里唯一一条公交路线不合理，而惠及更多人只需更改一两个站点的位置而已。这些学生们联合起来，收集了很多同学、居民的签字。在把方案提交到当地交通部门后，成功修改了公交路线，这也成为参与其中的学生们人生第一次“有力量的”行动。

另一个小组研究“领导力”，关于如何在村里更好服务、动员他人，于是他们探访了邻村几个敬老院，每家收集一点点情况，事情虽小，至少表现了他们对“领导力”的理解——去服务、动员和连接。

刘泓形容这样的知识为“Glocal”，利用本地知识(local)，但同时具有全球意义(Global)，在核心方法上，这种“激发学生从研究到行动”，是来自于国外发展学的方法论，公共精神贯穿始终。

维持了数年短期寒暑期项目，刘泓开始琢磨给予学生长久陪伴的方式。2015年，刘泓获得一笔投资，“PEER空间”应运而生。

PEER在合作学校划出一个全年的阅读和活动空间，每个“PEER空间”有一名“挚行者”，以组织者和协调人的角色，和进入空间的学生进行交流、对话。“24小时生活在学校，如果一切时间都是为了所谓学习，会疯掉的。”刘泓说。

PEER空间给学生开出一个呼吸的缝隙，他们偶尔来读读书、下下棋、探讨本校议题，甚至cosplay等活动，在这个小空间里也能被接受。

离开“高大上”的公共议题，回归到“教育是生活”的本质。

朋辈、伙伴

7月中旬，在北京开放大学宽阔的会议厅里，数十个志愿者正在完成最后一次培训，准备投向PEER的2019年暑期夏令营。

刘泓长得高壮，游走在志愿者们中间尤其显眼。为了听清楚志愿者的回答，他单膝跪地，离他们近些。志愿者们围坐在一起，讲述自己坚持参与PEER的初心。

“我高中曾经参与过PEER的项目，受到很深的影响，考上了大学。我现在回归，希望把同样好的影响带给其他同学。”一位准备前往溆浦中学的志愿者说。

一届一届，PEER服务的学生开始回潮，走出省外、甚至国外的青年，正把“外面的世界”带回来。

刘泓提道，PEER营造了一种场域，老师、志愿者和学生之间，是相对平等的“挚友”关系。许多学生在人生的十几年里，其实从未被真正平等地对待过;而志愿者作为“外来者”，进入学生成长的社区，可以平等地借助他们的视角了解本地，共同探讨社区。

十几年过去，即使碰了许多壁，“PEER”这个名字的意义，仍然随着一次次项目的叠加，更加明晰起来。如今，PEER拥有了一个与之匹配的中文名称——毅恒挚友。

无法衡量的“改变”

许多PEER带来的影响可被直观觉察，刘泓却一时无法完全以一种所谓“成效论”，去衡量真正的改变何在。

他举了些例子：一个学生去中山大学做专项面试，更敢于、更知道如何表达自己;有的学生更愿意做有些“冒险”的选择，例如改变专业，去做自己热爱的事;同学散落到各个城市，会因为曾经参加过PEER而重新连接起来。还有些当地教师和退休教师，正更大胆地将自己未竟的教育理念，放在PEER空间中实施。

很难特别清晰地向资助者描述这些“变化”，刘泓坦白，PEER至今筹资非常困难。学生有限，备考压力巨大，“高中”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相比“人文素质”这些空中楼阁的标准，投资者更愿意捐助显性的物资、将资源和精力集中在小学生身上。

刘泓选择坚持下去，多年来学生、老师和志愿者们给予的积极反馈，就是推动他的力量。“青年发展现在几乎没有人在乎。”刘泓说，但他相信这样的工作，总要有人去做。

未来，PEER会将重心放在成本更高的“PEER空间”上，空间的长效对于高中阶段的学生非常重要;此外，PEER还会做大学与中学之间的衔接尝试，继续围绕最核心的理念，做下去：让学生可以做选择、有思考。

再次谈起“哈佛”，除了学术训练和同侪氛围以外，刘泓特意提起给他的最大感召。在哈佛25个校门当中，有个特别不显眼的校门。门拱上刻有一句话，他仍清楚记得：进门一侧“Enter to Grow in Wisdom(入则增其智)”，出门一侧“Depart to Serve Better Thy Country and Mankind.(出则贡献国家与人类)”。

“尽人事知天命，在环境能允许的条件下，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刘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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