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与台风相处有着丰富的经验，但本月初的余姚水困，再次证明了经验作为过往总结的有限性。余姚因远超预期的超强降水、低洼地势条件和天文大潮难以排水等综合影响，意外地成为了重灾区。

但余姚的最大意外，或许并不止于此，而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网络争论。在我们持续关注余姚并为好消息庆幸时，相关的传言、谣言甚至是争论也不期而至，让人不得不更多地去思考灾害背后的人事与民情，以应对下一次灾难来临时可能有的自然压力与人性困局。

通常，在抗震救灾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是基本的写照。但起源于余姚救灾的论争，却迅速地从“经济发达的浙江要不要国家财政帮助和社会捐助”开始，急剧地恶化为浙江人与非浙江人的地域分化骂战。这场无谓的争论，虽然事后不可避免地会演化为闹剧或笑话，但其中却折射了“仇富”以及受灾者与非受灾者感知差异等斑驳的社会心理。

浙江等地，因经济发达，毫无疑问，让其在灾害面前因财富积累、基础设施和社会机制有了更强的自愈能力。然则，不容忽视的是，在洪水围困的持续过程中，财富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急需的能源、食品和饮用水，灾民自身的可行能力相当有限且每况愈下。更何况，在发达地区，也并非家家富裕或损失都在承受范围之内。对受灾严重的农户、个体户甚至是外来打工者等而言，这场水灾，就是飞来横祸、灭顶之灾。从整体看，高达数百亿元的经济损失，也不是一个县级区域能独自承受的。在大灾难面前，发达的浙江，不仅需要浙江人的自救与互助，也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和省外民众的帮助。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兼爱”、“非攻”和“仁者爱人”的价值倡导。扶贫济困作为慈善的传统内容，一直就存在着社会各界以慈悲之心行善的民俗性、历史性期待。在当代，敬畏生命、尊重人权，跨越制度空间与地理空间地同情弱者和救助困境中的人们，更是现代性的根本指向。在灾难面前，灾民均是需要这样帮助或那样扶持的弱者，而不论国家发达与否，亦无关乎个体的穷与富、弱与强。在这里，灾民的自救和外界的帮助，无疑都是熠熠闪耀的人性光辉。与此相反，冷嘲热讽和幸灾乐祸的心态却真实地印证了人性的欠缺或不完满。

灾难是一面镜子，让一切无所遁形。透过它，在伟大的自然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的无知和情感激发的优先次序;在复杂的社会面前，我们不得不接受社会认知的差异;在巨量而急切的需求面前，我们不得不认可包括注意力在内的资源稀缺性。面对困境、无知与矛盾，我们唯有拨开情绪的浮云，以乐观的精神、开放包容的态度，不断地学习，不停地改进。

在不幸的余姚水灾中，我们感受到了努力、笑脸甚至是浪漫;在争议中，我们看到了余姚对外地人一视同仁的真诚。有理由相信，经过救灾洗礼的余姚人、浙江人，将更能感同身受地投入到慈善事业中。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 郭金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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