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背一公斤”主要是发动大众在旅行时背上一些图书或者文具，在途中顺路探访乡村学校，并和山里孩子做些交流，开阔他们的视野。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只要你去旅行，自个儿顺便去做就行了。可是这几年来，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居然是：“你们什么时候组织活动呀?”

我于是无语。一说到丽江、阳朔、凤凰这样一些地方，大家的第一反应是背包，或者约上三五好友集体出游。可是为什么跟公益沾上点边，大家就会突然变得没有独立行动能力，理所当然地认为需要一位“带头大哥”来组织大家做好事呢?这说明，在公共参与上，我们还太缺乏自信。

这种自信的欠缺也许是从小被有意识地“培养”的。我们做好事都习惯了被组织，例如每年3月5日雷锋叔叔的忌辰，学校就会组织同学们上街扫地，或者到街道探望孤寡老人。这种被组织的活动非但没有养成我们做好事的习惯，反而让我们牢牢树立了公益价值观：做好事是上面的事，与己无关。

于是乎，由于这种组织经验的欠缺，当面对真正需要参与的局面时，我们往往会表现得笨拙以至狂躁。有趣的是，越是离我们遥远的事物，我们的用力就越猛，例如针对某国总统、某邻邦货品或者某外资在华经营的超市的讨伐等。此时发现，我们不但不会如何理解不同的想法，甚至还不会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于是表达出来的都是暴力，不管是语言上的或是肢体上的。

不过，我倒不认为那些参与是真正的公共参与。在中国有个很奇怪的现象，越是公共的，就越不需要负责任，于是，到最后就越容易变成私愤的爆发——不管这种爆发是顶着爱国主义又或是道德伦理的光环，但说到底，只是私愤而已。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一些本来很私人的权益表达，到最后都戏剧性地上升成为了公众参与事件。举一个常见的桥段：一根高压线从我家小区前面经过，影响了家人的幸福生活，于是业主们开始联合起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然后地方部门介入，事件升级……这样的剧情在近几年不断上演，以致参演双方都逐渐成为了一个更专业的演员。

我不认为这只是单纯的私人权益表达，因为小区会扩展到乡镇，乡镇会扩展到城市，这样渐进发展，到最后总会波及到我们身处的公共空间。几年前杭州青年谭卓被飙车夺命后，近万名市民自发悼念，并要求伸张正义。坦率地说，这些悼念者绝大部分都不认识谭卓，他们聚集起来，只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这件事得不到公正的处理，那么下一个受害的可能就是自己。

这些事件表现出了公共参与中美好的一面。人们开始意识到，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少数人。如果我们不去伸张少数被侵害者的权益，那么，这种侵害总有一天也会落到自己头上。到那时，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会不会就是那个被撞飞二十米的青年，又或是那些被埋在瓦砾中无名无姓的人们中的一员。

这种认识会带来超越个体的互助和协作，如果我们学会了这种邻里守望，也许就离不用被管的那天不远了。(公益项目“多背一公斤”发起人 安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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