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在北京，有这样一群普通人，他们与共和国同龄，籍贯都是台湾省，他们的父辈或在抗日战争时期或在解放战争时期带着救国图存的信念，以各种方式辗转来到祖国大陆，加入到为新中国成立的奋斗中。与新中国同龄的他们，从出生开始，基因中就带着父辈的爱国情怀，与共和国一起成长。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一定轰轰烈烈，但他们以一颗炽热的爱国心，投入到祖国轰轰烈烈的建设事业中。本期继续刊载这群普通却又不普通的群体故事。——编者

作为一名出生在祖国大陆的台胞二代，我与新中国同龄、同成长，回首自己奋斗在教育一线21年的校园时光，深感到平凡中也有精彩，平常中亦有感动。75年间，我见证和参与了祖国的建设与发展;51岁时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让我更多了一份热情和动力，甘于与伟大的时代同频共振。

△一九八三年，谢美瑞重回校园读书，在北京师范大学门前留念。

父母是我最好的老师

我的父亲1923年出生于台湾基隆，9岁就跟随祖父离开台湾去往日本读书。父亲很聪慧，学习也努力，后来考上了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

中学时期，父亲就非常喜欢摄影，摄影作品还曾获得过摄影奖，这项爱好也为他回到祖国在国家轻工业部的工作埋下了伏笔。

抗日战争胜利后，很多爱国侨胞都选择回到祖国大陆发展。1946年，父亲也选择了回到祖国，先在日本正金银行的北平机构从事了一段时间金融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又在中国电影出版社做翻译，再后来到了国家轻工业部，专门从事展览工作。

我的母亲是北京人，大学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是府学胡同小学的一名音乐老师。她在我心中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全身心投入于学生和音乐事业上，她培养的学生中，许多人都在音乐方面取得了建树。她对学生所秉承的关爱教育，以及她讲给我的做人做事的道理，在我从事教育行业后，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文革”期间，父亲患上了肺结核，因为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精神压力，身体每况愈下。从干校回来后，轻工业部正筹备一个大型展览，当时想把一些照片放大就要靠人工拼板，那时父亲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但他依然硬撑着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敬业，是父母言传身教，留给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1981年，全国台联正式成立，我父亲是台联第一届成员。记忆中，他经常带着我们姐弟四人一起参加台联的活动。虽然那时作为台胞会因“台湾关系”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很多人对台湾这个字眼还很回避，但父亲不会，他仍然惦念家乡，也一直关注着台湾问题。

此后没多久，父亲被查出罹患恶性淋巴瘤，1983年于北京去世，给我和家人留下了无尽的思念，我的手机里一直保留着我写给父亲的一首诗：

父亲的思念

父亲是一种岁月，

他承载着我的幸福和忧伤。

父亲是一座高山，

他给了我足够的信念和坚强。

父亲是一股清流，

他让我在逆境中不再灰心，

父亲是一棵千年的老树，

鼓励我不断地健康成长。

父亲，如今你在何方?

松涛从你的身边掠过，

碧溪带给你夏日的清凉。

你来去匆匆的身影，

永远伫留在我深夜的梦乡。

我亲爱的父亲，

你来自遥远的台湾，

祖国统一是你终生的愿望。

我坚信，

待到两岸共月时，

我们定会相聚基隆港。

△2024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第一届环境艺术设计培训班学生重聚，谢美瑞(第一排左三)和学生们的合影。

青春的磨砺与梦想的实现

刚上高一不久，“文革”便开始了，我被迫离开学校，被分配到北京耐火材料厂做工人。

那时候，工厂每天早上7点上班，但因为家和厂子离得太远，我每天凌晨4点多就起床，匆匆收拾完便奔向车站，路上汽车要走2小时，下了公共汽车还要再走半个钟头，天依然没亮，路两边是成片的钢渣，已经堆成了一座座“小山”，没有一丝光亮，就这样每天走在黑漆漆的路上。

我所在的选料车间，主要负责从传送带上把废料选出来扔掉，一个车间有十几个工人，从早上到下午，每天有半个小时吃午饭的时间。

因为粉尘大，缺少降尘措施，环境条件的艰苦和枯燥的工作带给我强烈的心理冲击。从一个在校园里只知念书的学生突然转变角色成为一名生产线上的工人，让我一下意识到生活的艰难和不易。

从1969年3月到1979年的7月，这条生产线上留下了我10年的青春，也磨炼了我如今不轻易服输的意志。

1979年，我调到了北京市文物公司，在财务科做了一段时间的财务工作。1983年，全国台联与教育部等部门决定在北京师范大学设立面向在大陆常住台胞的大专班。得知这个消息，我没有丝毫犹豫就报了名，这是政府对台湾省籍青年的关怀和培养，我希望能有机会学习更多知识，实现自己的“大学梦”。

当时我已经结婚生子，虽然孩子还小，但爱人却给了我最大的支持，不仅帮我搜集很多辅导书，还担负起照顾孩子的全部事务。作为一名“大龄考生”，我开启了疯狂学习的模式。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既兴奋又激动，终于有机会重回校园读书，我倍感珍惜。但学习生活并不轻松，因为一边要照顾家庭和孩子，还要重新捡起已经丢下十几年的课本，对我而言，这是一项新的考验，凭着信念和毅力，最终我顺利地毕业。

1985年毕业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调到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当系秘书，主要从事教学管理工作——如系里学生的教学安排，学生成绩统计填报以及毕业学生安排等事务性工作。

作为教育一线的一名教职工，面对全新的环境，又一个考验摆在眼前——怎么适应大学的高等教育环境，并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成了我当时思考最多的一件事。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环境艺术设计专业非常盛行，所以学院面向社会连续举办了十几期环境艺术设计培训班，为社会培养了许多设计人才。这期间，我一直负责培训班的各项工作。

因为培训班的门槛不高，只要学过美术，高中毕业即可报名，所以学员从高中生到研究生都有，年龄层次跨度大，这也让学生管理工作显得更加不容易。毕竟实训速成不能仅靠课堂上老师的授课内容，还需要学生们反复练习、反复琢磨。而且，当时学员里有些孩子还小，比较懈怠，这就需要我勤督促着。

1993年，第一届培训班开班，有个男生，因为高中毕业以后没考上美院，就被他父亲送来上培训班。这个男生当时特别叛逆，刚进班时很有怨气，但接触下来我觉得他并不是完全不懂事，就找机会和他聊了几次，才感受到其实这孩子心气很高，是个好苗子，几番沟通后，他慢慢就跟上了大家的进度。“打开心扉的钥匙就在于真诚”，这是我从母亲从事一辈子教育事业那学来的，通过对这个男生的帮助也让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前不久，第一届培训班的20多个学生重聚，特别邀请了我参加，再看到那个男生时，他已经成为一名杰出的设计人才，他还兴致勃勃地给我展示他设计的宾馆和饭店;不仅是他，其他学生也为各行各业贡献了自己优秀的设计作品。看着手机里漂亮的图纸和建筑，我感觉这些孩子们的努力和进步是他们的认真和用功才有了今天的成绩，我为他们感到自豪。

有一份热，发一份光

1999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正式并入清华大学，更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合并以后，新招的一年级学生要在清华上课，我也因此带着任务第一个来到了清华“打前站”。

但在2005年之前，美术学院的楼还未建好，学生们只能先借用别的学院的教学楼，6年时间里，美术学院先后搬了3次家。

搬家可是个大工程，学生们的桌椅板凳，尤其美术生的工具设备本身也多，流转在教学楼之间，浩浩荡荡的搬家队伍总是吸引不少其他学院同学的注目。

那段“流转”的日子里，一边要做好学生们的思想工作，一边要抓好教学工作，还要处理好事务性的搬家管理工作，就这样一直坚持到漂亮的新教学楼落成。伴随美院正式步入了正轨，直至2006年我退休，作为一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助理研究员，我有幸见证了美院从初期到逐渐发展壮大的历程。

2000年时，虽然再有几年就退休了，但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念头萌生时，我立即付诸于行动，在支部书记的指导下，一笔一划写下了我的入党申请书。回忆当时，我脑海中闪现出学生时代曾经的一道作文题目——“我在五星红旗下成长”，我这一生，不正是在红旗下成长的一生吗?

我自觉我就是一名普通人，做着普通的事情，并没有特别显耀的成就，但作为一名台胞，与祖国共同成长这75载，我看到了祖国这令人骄傲的发展速度，这些成就其实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奋斗和努力。所以，我常常说，虽然我们只是一个普通人，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但我们同样有一份热，发一份光。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时照两乡。”海峡两岸同根共祖，本是一家人。作为台胞二代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为祖国的和平统一，领土完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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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亚彬  审编：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