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2004年1月24日发表于《公益时报》，今日重新刊发，以此纪念民政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崔乃夫。——

中国传统文化中太缺少现代公益的基因，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开展公益知识的宣传普及，在全体公民中塑造公益精神，培育公益的种子。现代公益来自西方，但中国公益事业不必照搬，应该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

中国公益之路还有多长？

2003年，《公益时报》提出了“中国公益元年”，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人与自然、社会与经济的和谐协调发展”为理论标志，宣布中国现代公益时代的开始。但是，中国离一个成熟的公益社会还有多远?这一直是公益领域，甚至是全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

对于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前景，崔乃夫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他说，温家宝总理最近访问美国时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国经济发展要达到美国的水平，最少还要100年。而中国公益事业，离欧美发达国家还有多少差距呢?“前不久，别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回答说：中国的公益事业要达到美国的水平，至少还要50年。有人认为，我过于乐观了。因为，公益事业与经济有极大的关系。经济的水平某种意义也决定着公益的水平。有的人提出中国公益要达到那样的水准，也至少需要100年。”他认为，中国离一个真正成熟的公益时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切忌盲目乐观。

为什么中国的公益之路如此迈长?崔乃夫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太缺少现代公益的基因”。中国文化中有助人为乐、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这些因素，对于公益事业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相对来说，与以基督教精神为内核的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现代公益的基因。”中国传统文化，儒家、道家、佛家中，占主流的儒家文化，讲究修身养性济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条从道德修养到入世政治的人生路线轨迹，基本上没有一种回馈社会、反哺社会的意识。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个人性的扶贫济困，是自古就有，但是形成一种规模的却很少。而现代公益事业，不是一种个人性行为，是一种民间的、有组织、有规模的社会救济和公益行为。崔乃夫说，“中国严格意义上的慈善事业或者现代公益事业，是从近代开始的。外国教会的传道士进入中国，才把慈善带到中国。如医院、学校、教堂、育婴堂。”

“如果硬要从传统中国文化中去寻找现代公益事业的基因，我个人认为过去中国有两件事带有准公益的性质。一个是会馆。一个是义庄。”崔乃夫说，中国的会馆，如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的会馆，集中在宣武区，如湖南会馆，广东会馆，等等。这些会馆，主要是各地在京的官员和富商捐资做的一种公益事业，它为各省来京应试的举子和办事的官员提供服务，而且大都是免费的。应试中了进士的官员，在还没有正式出任官职之前，处于候补状态，这个时候，也大都呆在会馆。还有一个就是义庄、义院，也是公益性的。为各地来此的官员去世后暂时放置灵柩或者安葬的场所。如广安门大街的南早义院。

这些只是准公益性的事业，严格意义上的公益事业，是从近代才出现的。崔乃夫曾和媒体记者谈起过早年令他感动过的公益事业。1937年七八月份，正值抗日时期，老百姓大量拥进北京城，成为难民，没有饭吃，没有房住。有些人就组织难民救济所，帮助他们解决食宿问题。当时这也不是政府行为，而是民间组织的慈善公益活动，伸出手来帮助灾民、难民。这件事给儿时的崔乃夫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当代中国公益的三个着力点

中国急需要发展公益事业!这已成为从最高当局到精英阶层到弱势群体的普遍共识。但是，如何才能推动中国公益事业健康快速发展?对中国公益事业现状的分析和在此基础上制定怎样的发展战略，中国的精英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崔乃夫认为，“推动中国公益事业，目前可以做的主要有三件事，或者说我们有三个着力点。”

崔乃夫认为，发展现代中国公益事业的头等大事不是其他，仍然是大力做好公益事业的宣传、引导、培育工作。“因为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经济是发展了，但是90%的国民现在还连什么是公益都不知道。”

公益事业基于爱心，中国人大多都有爱心，但这种爱心只潜藏于民众的心灵深处。我们要做的，就是唤醒、激发民众的爱心。怎么唤起呢?就是通过宣传现代公益理念，培育一种公益精神。

为什么西方社会甚至一些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公益事业能够发达?研究表明，西方公益事业的发达与基督教的观念有关。西方有感恩节。“这种观念就是一种回馈社会的思想，一种感恩的心态，”崔乃夫认为，公益事业就是基于全民的这种回馈社会的价值观念。

不久前克林顿到清华大学演讲，他说美国人从小受的教育，就有这种感恩的观念和回馈社会的思想，因此，差不多全体美国人都会主动地拿出一部分时间来做义工，做志愿者。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许多西方的富翁，他们并不想把财富都留给子女，却更愿意把它捐赠给社会，用于公益事业。比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先生，就宣布要把生前的绝大部分财富都捐给人类的公益事业。

其实，不仅是基督教，还有许多宗教，甚至佛教也有这种公益的基因在里面。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社会缺少一种宗教伦理或者说宗教精神。崔乃夫说，“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我们不一定要有宗教，但回馈社会的理念，却是现代社会文明不可或缺的营养。”

崔乃夫进一步分析说，既然我们把这些东西叫做公益事业的文化基因，那么就需要长期的培育，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我认为至少需要通过几代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努力才能培育这样一种公益的基因，公益的理念。最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需要从娃娃抓起，现在播下去的是公益的种子，将来收获的就是公益事业的庞大后备军和热心支持者。”

崔乃夫说的推动公益事业第二个着力点，就是相关法律建设。

公益事业的发展，必须加强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崔乃夫认为，“法律和制度的建设有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是要通过法律来鼓励公益行为、培育公益的环境;同时也要从法律上来对公益事业、公益活动、公益组织进行规范和管理。”

纵观现代公益事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相关法律制度都在日益完善。国外有遗产税政策，遗产税明显带有劫富济贫的性质，可以抑制贫富分化和社会浪费。西方国家的遗产税都很高，如美国现行的遗产税的税率是从37%开始，最高可达50%。某现代国家的法律，第一代继承遗产时的遗产税高达30%;第二代再加30%，到第三代就没有遗产，遗产不能继承了。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鼓励人们把财富捐赠给社会，而不是把财富都留给自己的子女。据说布什总统上台后曾推出降低遗产税政策，但却遭到大多数富人的反对。

中国现在还没有遗产税，“听说政府正在研究制订遗产税，但引起很大的争议。”崔乃夫认为，“在中国实行遗产税会有很大的困难，特别是中国的农民会反对。中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或者说农民为主的社会，全国人口80%以上还是农民。农民的思想暂时还比较狭隘。他们生前辛辛苦苦奋斗一辈子，主要是想留下一些东西给自己的子女后人。你现在要征收高额遗产税，比要了他的命根子还厉害，他当然不愿意。”这个问题，国外通常是以抬高遗产税的起征点来解决的，中国也可以参考。

除了遗产税，崔乃夫认为，另一个就是公益捐赠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国外都对公益捐赠有很完善的免税政策。中国也有一个法律《公益事业捐赠法》，也有自己的免税政策。“但政策是有了，执行起来却很困难。这与中国现行的(税收)体制和地方保护主义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现行的税制，增值税归中央，企业所得税归地方。“你现在因公益捐赠而要把企业的所得税免掉，那地方就不干了。”崔乃夫给我们说起他遇到过的一次亲身经历：当时有一个国内大企业家，一年的所得税为3000万。企业家找到身为慈善总会会长的崔乃夫和国家税务总局，提出能不能把这3000万捐献出来成立一个基金会，放在中华慈善总会的下面，来做社会公益事业。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同意了，慈善总会也同意了。但是这个事情还是没有办成。为什么呢?因为地方税务局坚决反对。其实他也不是反对，他有他的苦衷：地方税务局都有任务，有纳税指标，必须完成，如果完不成，影响政绩。如果企业家把这3000万所得税免了，用来做公益，那地方税务局就完不成任务。所以，地方税务局的人找到企业家，好说歹说，甚至下跪都行，就是求他不要把这3000万捐了。企业家当然可以不听，坚持把钱捐出来做公益。但是，他要做企业，就不能得罪地方政府，不能得罪地方税务官员。因此，最后衡量之后，这个企业家还是没有把这3000万捐出来，而是交了所得税。

崔乃夫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行的捐赠法律规定，只有五家公益组织，享有捐赠公益减免税这一特殊待遇。企业只有给这五家捐赠时，才能享受减免税政策，而给五家以外的其他公益组织捐赠，却不能享受减免所得税优惠。他说，“这里存在着极大的不公平，制造了一种新的特权，造成少数公益组织通过特权垄断，而不是通过良好的信用和服务去竞争捐赠资源。这对民间组织的发展也非常不好。同时，这样做对企业也不好，极大地限制人们投身公益的积极性，影响甚至妨碍了企业和个人的公益捐赠行为。”

崔乃夫说的第三个当务之急，是慈善和公益组织的自律和品牌建设(联合示范作用)。

在世界各国的公益事业发展和NGO建设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NGO组织的自律问题和品牌建设。“我做过中华慈善总会，有切身的体会。我觉得公益组织在进行公益活动过程中，必须小心谨慎，一点差错都不能有。出一点差错，就有可能全盘皆输。”崔乃夫说这话时，显得非常沉重。他说“当年做慈善总会，就有如履薄冰的感慨。”为什么呢?因为从民政部长退休后，崔乃夫就投身做公益慈善事业，可以说是一生的身家荣誉都押在这里了。

在从事公益事业的过程中，许多人都可以保障是全心全意来做这个事，无半点私心杂念。但是，中国的NGO组织制度还没有现代化。这样，就不能保证身边的人，周围的人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做公益事业，做NGO，都需要募集资金。特别是当财富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很难保障不会出问题。因为人类对财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欲望。”崔乃夫认为，解决的根本出路，就是从法律上，从制度上去规范。

崔乃夫回忆当年做慈善总会时的一次公益行动，还心有余悸。当年中华慈善总会为山西捐献1万口井，每口井的募集资金是800元人民币。慈善总会负责筹善款，再由地方民政部门实施。“这是天大的好事。但钱一到了下面，到了基层，就无法控制。往往有被挪用的情况发生。是不是真正打了这么多井，因为当地环境交通不方便，你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检查。这样，我们在上面就无法落实，也无法向捐助者交代。”

除了NGO的诚信建设和自律，崔乃夫认为，公益组织、NGO的能力建设和品牌示范作用也非常重要，“好的品牌，是一种爱的示范，可以激励公众的爱心。”

美国有许多这样的品牌，如联合劝募协会、如宣明会。崔乃夫向我们介绍说，在华人圈里，在台湾，他个人认为比较好的品牌是证严法师做的台湾慈济会，他们有400多万信徒，开办慈济医院。国内比较成功的品牌，崔乃夫认为是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为什么这么成功?崔乃夫说，“有两个最关键的原因：一是希望工程有非常打动人的目标和口号;二是希望工程要价不高，没有超出人们的承受能力。”

因为谈到希望工程，崔乃夫又和我们谈起到公益事业中的另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公益、慈善的技巧问题。他说，我们从事公益事业，是基于这样一个基础，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有爱心的。这一点是必须坚信的，否则就不要做公益了。但是，与这一情况不对称的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虽然大多数人有爱心，但真正实施捐赠的，真正捐钱的，却是少数。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这是人们担心捐赠行为会伤及、损害他自身的利益。所以，公益的技巧就是，你要想办法让人们相信，他们捐赠时，既是爱心的实现，是善举，但又不会伤及本身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打动人。”

中国公益两大痛处：官办

中国公益事业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我们这次采访的另一个话题。

崔乃夫认为，一方面是文化和传统土壤的不足，文化基因不明显，导致国人的公益价值理念普遍缺失，给公益精神的培育和普及带来了巨大困难;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社会环境和计划经济体制环境，也使得公益性民间组织这个婴儿营养不良。

“中国的公益组织有一个硬伤，就是现在中国的大多数NGO，特别是那些比较大的、有影响的NGO，都是官办的，或者是半官方的。”崔乃夫谈起这一点，显得忧心忡忡：“这是现代中国公益事业的一大痛处。”

公益组织，基金会也好，非基金会的NGO、NPO也好，按照国际惯例和现代公益社会的要求，应该是独立的，民间的。但是中国现在的公益性组织却不是这样，90%是官办的。官办的NGO，拿着国家的钱(拨款或变相摊派)，吃着皇粮，打着公益的旗号。谈起这一现象，崔乃夫语气沉重起来，他把这个弊病形像的比喻为公益鸦片：“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这样不好。但官办的NGO就像鸦片，明知不好，但却有很多人喜欢。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油水，有很多利益，大家吃起来当然很舒服。”

现在的许多社会团体，如各种协会、基金会、NGO，最初都多为官办，主事的人，往往就是相关的官员或者退休官员。前不久，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国最著名的一家基金会时，该基金会负责人就给我们介绍：我们是副部级单位，享受国家拨款，不是那些小民间组织，所以你们一定要重视对我们的宣传。言外之意，就是他们才是NGO的主流和正宗，自觉比普通的NGO高人一等。

退职的官员出任基金会负责人，这并不是中国的特产，在国外也较常见。但崔乃夫认为，“问题是中国官员退休之后做民间组织，往往是由政府安排的，或者说是把公益组织当作他离开原有官职、离开原有工作以后的驿站。这样有两个隐患：一是很难保障他是自愿的、全心全意地来把公益当作一种事业去做;二是他往往无法独立去从事公益事业，不能跟政府断奶，没有独立性。”

当然，即使是现代的NGO，它在从事公益活动时，也需要和政府合作、协作、配合，但它同时也是独立的。崔乃夫当初创办慈善总会时，就特别强调它的独立性和非政府性。他说：“我既然是民间组织，就不必再听行政部门的命令，我是独立的，我只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事。政府不应该再具体直接管我们，应该由法律来管我们。”

官办公益，往往容易产生腐败，增加NGO的行政管理成本，甚至引起分赃不均。近年来青基会、广州市教育基金会、深圳市慈善总会出现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都是官办NGO的恶果。这一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公益事业根本谈不上现代化。崔乃夫的痛陈时弊，再次给从事中国公益的人们提了个醒。

崔乃夫认为中国公益事业的另一大痛处，或者说另一误区就是“公益动机论”。

我们请崔乃夫谈谈中国人从事公益事业的动机是什么?崔乃夫非常敏感地说：为什么一定要谈动机呢?他认为，目前中国人从事公益事业时有一个误区，特别是对外国人到中国从事公益活动更是如此，“我们老是认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馅饼’，因此，当别人捐赠钱财，或者义务来做义工，做志愿者时，我们就本能地怀疑，老要问人家的动机是什么，他们有什么目的?这样很不好。”他认为，做公益事业，特别是你去筹集资金、去募捐时，只要人家捐款，有捐款的行动，甚至有捐款的想法，就都是好的。不要去问人家的动机，“说句不客气的话，只有傻瓜才去问人家的动机!而正是这种傻想法，将许多国际援助挡在了国门之外，正是这种落后的认识，妨碍了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

这两大硬伤的解决之道，“关键是政府一定要转弯职能，人们要真正转变观念。”崔乃夫说，“公益不问动机，爱心不问出处”。

慈善与公益殊途同归

我们提到慈善与公益的区别和关系，兰州大学副校长出身的崔乃夫给我们来了一番旁征博引现场考据。他说，“慈善在中国存在的时间是很长了。早在先秦，就有‘慈’和‘善’二字出现。老子的《道德经》中有‘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慈讲的是纵向关系，父母对子女的爱为慈。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善讲的是横向关系。中国把‘慈善’二字并提，最早出现在《北史·崔光传》，有‘光宽和慈善'。所以说，中国人的慈善意识是源远流长的。”

但公益这个词，是近代才有的。崔乃光认为，现在中国人，公益和慈善没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当年他创办慈善总会时，除了社会救助之外，就还曾经资助过一支交响乐团，还资助过图书馆。当时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那不是慈善的范围。崔乃夫认为，现代的慈善事业，应该是广义的大慈善，而不是狭义的传统慈善，这种广义的大慈善，就是公益。他说，“慈善与公益，在英文里仅仅是字面的不同。在美国，直到现在，这两个字的差异并不大，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都是混用的。”

崔乃夫认为，如果硬要区别，慈善和公益也还是有一些区别。“主要是在资助对象上有一些区别，慈善是对穷人的救济、救助;而公益是一种大慈善，资助的对象不仅是穷人，还有交响乐团、图书馆等文化和科学事业。”“慈善和公益，不仅在出发点上都相同，而归宿也一致。慈善也好，公益也好，出发点都是爱、爱心，和对别人的帮助。而他们的归宿，也都是促进社会的公平。或者说是实现再分配。只有中间有一点点差别。”

谈到在中国发展现代公益事业的意义，崔乃夫认为，从目前的中国现实看，发展公益事业，将培养民众的善心爱心，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促进社会和谐协调发展。

对于中国公益事业该走什么道路这个问题，崔乃夫认为，现代公益事业是从国外，从西方引进来的，不是我们传统文化中诞生出来的，这是事实。但是，任何一种新的东西，引进之后，都必须本土化。马列主义是西方的东西，是外国的，毛泽东等人就是把它和中国实践相结合，把它本土化了，才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我认为，中国公益事业一定要发展，也一定会发展，这一点是必须坚信不怀疑的。但是，不一定是美国模式，不一定要走美国的路，完全可以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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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肖培  审编：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