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郭美美事件、慈善总会发票案、河南宋基会风波等事件，像海浪一样冲击着人们对于慈善机构敏感的神经。中国慈善事业到底怎么了?慈善机构面对这场信任危机该何去何从?爱心人士今后应该怎样去行善?

最近，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走进《政情民意中间站》，分析我国慈善业出现信任危机的原因，并回应公众捐赠疑虑。

【人物名片】

徐永光，1949年出生于温州，法学硕士，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1989年3月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并创建希望工程;2005年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中华慈善大会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2007年5月任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2011年任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他自称是一个民间人士，一个从事慈善事业的专业人士。

100元善款通过机构运作增值了50%

记者(以下简称记)：近段时间，郭美美等一系列事件出来后，公众对我国慈善机构普遍产生了疑虑。甚至有人提出，公众的爱心所凝聚起来的善款，不要通过慈善机构运作，而是自己去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想法?

徐永光(以下简称徐)：假如你自己去做慈善，个人对个人的一种互助，这是一种传统慈善，而传统慈善是做不大的。有1万个人想帮助1万个孩子，如果这1万个人通过1家慈善机构来捐助这些孩子，它一定是低成本、高效率的。慈善机构需要从捐款里提取10%作为成本，譬如捐赠300元就能让一个孩子完成小学学业，工作成本只需30元;如果1万个人都通过个人去帮助1万个孩子，不仅成本大，而且可能还做不好。

记：关于慈善成本的问题，曾经有个慈善项目叫爱心书包，当时是要求捐款者捐出100元。其实这100元除去中间环节的费用，真正用于买书包和相关文具的费用，最后只有60多元。

徐：对。

记：有人就会想了，为什么不直接把100元交给那些需要书包的孩子，他们是不是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慈善服务呢?

徐：爱心书包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做的一个优秀项目，捐赠人通过邮局数据库挑选希望捐助的孩子，然后捐100元到扶贫基金会。这个书包由邮局邮寄给孩子，扶贫基金会寄给捐款人一张发票和一封感谢信。我到扶贫基金会看过，他们一共打出了100万张发票，工作量很大，整个成本都是透明的，需要30%左右。这些孩子拿到的书包，实际采购用了60多元，但这些孩子拿到的书包加上里面的文具，市场上需要150元才能买到，因为大规模的采购压低了价格。

记：也就是说，通过慈善机构的服务，让这100元善款增值了50%.

徐：是的，到了孩子手里，扣除成本，孩子拿到的东西还值150元，你说这个专业化的操作，到底有什么不对?

捐款最多的机构恰恰是透明度最低的机构

记：刚才你提到的，其实是传统慈善和现代慈善两个概念。现代慈善跟传统慈善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徐：传统慈善是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施与受的关系，譬如亲友之间、邻里之间的互助属于传统慈善，或者给穷人发钱也是传统慈善。我们现在年年扶贫，年年发钱，这都属于传统慈善的一些做法。现代慈善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专业机构来操作，而且非常注重“造血”的理念，而不是“输血”.

记：一定要通过慈善机构，才能够把现代慈善做好?

徐：是的。

记：为什么我国目前的慈善机构出了那么多问题?

徐：这个问题真的要好好讨论。慈善是发自个人内心的一种心愿，它是民间属性，不是政府属性，它应该是民办，而不应该是官办。假如上世纪90年代国家下发文件，让全国人民给希望工程捐款，希望工程早就完蛋了。

在中国有一个特点，好多慈善机构都有很强的政府背景，捐款最多的机构，恰恰是透明度最低的机构，它拿到捐款不是靠透明度，不是用公开透明来吸引捐款，而是靠政府支持。他们拿到捐款并非一定会乱花，他们也经过政府严格的审计，但是对于捐款人的负责，对于捐款人权利的尊重，普遍做得不够。所以，郭美美跟红十字会八竿子都打不着，结果把红十字会搞得灰头土脸，实际上就是这些有太强的官办色彩的慈善机构，他们没有按照真正的民间的慈善事业规则在做事情，所以会带来这些麻烦。

慈善机构谁透明谁就会成为“老大”

记：刚才你特别提到，慈善机构没有尊重个人在慈善方面的一些权利，那么捐款人在慈善事业当中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呢?

徐：第一，你有捐或者不捐的权利;第二，你在捐款的时候，有选择受捐机构的权利，捐给谁或不捐给谁，权利在你手里;第三，你的捐款用于什么事情，要尊重你的意愿，捐款使用的过程和结果，你有监督的权利。还有一个权利，大家普遍没有用，就是捐款以后拿到发票可以抵消部分个人所得税，企业在利润的 12%以内捐款可以税前扣除、列入成本。很多时候，大家对这些权利都不在乎，实际上这些慈善机构不透明，都是捐款人养出来、惯出来的。

记：我们可以通过不给它捐款，让它不得不公开，不得不透明起来。

徐：你只给你信任的机构捐款，这样问题就好解决了。公信力不高、不透明的机构，让他没饭吃，优秀的机构就会成长起来。然后，我们很好地运用自己的权利，慈善的资源就会流向最有效率的机构，最有公信力的机构，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靠捐款人。

记：现在国内有哪些透明的机构、信得过的机构吗?

徐：因为信息不对称，捐款人很难了解这些慈善机构透明或者不透明，但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去年，有35家基金会共同发起设立了中国基金会中心网，我是这个基金会中心网的理事长。进入这个平台，你可以了解这些机构的信息，他们做了哪些项目。到今年年底，中心网披露的财务数据要达到95%.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透明为王”,谁透明谁就会成为“老大”。

记：慈善机构的透明，是所有愿意参与到慈善事业的人，都非常乐于看到的情况。那么基金会跟慈善总会、红十字会等这些慈善机构有哪些不同之处?

徐：中国有三大公募系统，分别是基金会系统、红十字会系统以及慈善总会系统，合计将近9000家公募机构有政府背景，拿走全社会捐款的90%以上，这些系统的透明度和公信力，确实关系到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生死存亡，他们要是不提高透明度、不提高公信力，中国的慈善事业就要被毁掉。所以，现在社会舆论不管是讲对的还是错的，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不够专业的，不管是理性的还是不理性的，都是一件好事，能够促进这些机构走透明的道路。

企业做慈善可以走专业化道路

记：温州历来有着非常深厚的慈善传统，而且通过很民间很草根的方式体现出来，令人感受到了慈善的温暖。比如女大学生毛陈冰千里献血、一群老人自发设立红日亭施粥摊、7·23动车事故中众多年轻人深夜排队献血等。温州人的这种善心，怎样才能不被目前的一些慈善乱象所影响?

徐： 温州人做慈善一直走在全国前面，各地温州商会凡是碰到灾难，捐款都是最踊跃的。温州慈善总会在支持民间，特别是支持义工发挥作用方面有很多创新之处。我觉得温州这些慈善创新，代表未来慈善发展的方向。

记：温州很多企业很有爱心，通过不同角度、不同方式来践行回报社会的责任，但在操作模式方面可能还存在单一现象，比如送钱、捐物等。

徐：我们做慈善，大家都习惯把它做成搬运工。我把钱捐出去，有一个机构搬运给一些需要钱的人，我觉得有一些是需要继续这样做的，比如说有人没钱治病，你来帮他治疗。但现代慈善越来越强调通过创新的方式，就是说要用市场化的手段，让资金的投入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且让这些资金的投入能够做到可持续，而不是一次性用掉。

关于企业慈善，建议走专业化道路。也就是说，企业如果每年要捐钱，完全可以设立一个非公募基金会，只要200万元就可以注册了。然后聘请专业人士进行操作，虽然需要付出一些成本，但他们能够把企业的慈善做得更好，更有效率。

记：最后想请你为关心慈善的温州人送上一句话。

徐：温州人是市场经济的先驱，温州人率先富起来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温州一定也会成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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