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炎炎，金雯站在湖南省长沙县中心城区的开源鑫贸大楼阴影处等人。此刻，8月22日上午10点。

我和一位同行者进入金雯的视野。她走出阴影，左手遮挡住刺眼的阳光，右手招呼。碰头后，我们乘坐电梯登上30层，那里是他们的办公区。她是湖南省龙越和平公益发展中心(下称：龙越)的工作人员，2021年从湖南师范大学读完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后加入该单位。她是龙越的一位得力干将。

前一天晚上，我和同行者从北京落地长沙，金雯代表龙越接待了我们。1995年出生的金雯是湖南益阳人，性格爽朗，待人随和，为尽地主之谊，特地为我们准备了长沙茶饮特产“茶颜悦色”。今年99公益日，腾讯公益联合恩派公益共同发起“公益真探计划”，而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帮众多公益捐赠人探访龙越在湖南、全国范围内的发展情况。

相比于龙越的知名度，创始人孙春龙更为外人所知。上一次他出现在大众面前是一则登上社交媒体热搜榜的社会新闻。2022年5月12日，他带领团队前往云南苍山，寻找80年前在“驼峰”航线失联并坠毁的“中航60号”飞机遗骸，后救援人员介入。孙春龙作为活动组织者，在调查过程中积极配合，最终被罚款3000元。

孙春龙早年曾是《瞭望东方周刊》社会调查部主任、主笔，发表过的多篇调查报道引发全社会广泛关注。他在2008年成为“老兵回家”公益活动的发起人、策划者;2011年6月，他突然辞掉记者工作，令外界颇为惊讶。

我第一次注意到孙春龙的名字，还是传统媒体人向移动互联网转型浪潮尾期的2018年。他在云南昆明成立了一家叫“止戈传媒”的内容公司，围绕个体人物命运理念，撰写老兵个体故事文章，发布在公众号“龙哥的战场”，曲折又惊心动魄的人物稿件经常拿到10万+阅读量，一度成为传统记者转型内容创业的一个独特样本。

只是，2020年后，止戈传媒的内容生产频次逐渐不稳定，往日短暂的荣光褪去。这其中一定发生了一些事情。止戈传媒和龙越公益的灵魂人物都是孙春龙，他把人生目标定为尽力做好三件事：“关怀幸存抗战老兵，寻找阵亡将士遗骸，传承历史倡导和平。”此行目的，我也是为了从他口中解答一些内容创业与公益组织共存的疑问。

没一会儿，我们便到达办公区。办公场地刚装修完没多久，但看起来依旧有些粗糙，办公桌旁边堆满了书籍、桌椅、邮寄包裹等等物品。不过，办公区旁边一块巨大的场地格外整洁。金雯把我们介绍给湖南省龙越和平公益发展中心秘书长余浩。

他把我们带到那块场地前，打开灯，一幅由3000多名老人头像拼接而成的巨幕豁然闪亮，十分震撼，悬挂在半空的透明牌匾写着：老兵回家故事馆。

老兵回家故事馆，刺猬公社拍摄

“我这次回去，之后也回不来了”

余浩不会轻易用过世、逝世、离世等表示死亡的词汇形容老兵西去，而是用“归队”。这是他们经过多重考量后，从老兵群体中抽象总结出来的叫法。他们最初服务远赴缅甸作战的老兵群体，逐步扩展到更多类型的老兵群体。

根据龙越的数据，自2008年发起老兵回家公益活动至今，共寻访到抗战老兵11858位。2022年9月初的最新统计显示，龙越基金会建档的幸存抗战老兵数量不到3000人，平均年龄98岁;2021年，平均每天有3位抗战老兵“归队”。

“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余浩补充说，长沙团队主要服务尚在世的抗战老兵，深圳团队主要收殓已“归队”老兵的遗骸，许多“归队”老兵的遗骸在玉米地里、深山中、地基下，“如果我们再不去收殓，土质环境会让遗骸消失，我们可能再也收不到遗骸。”

这一切的开始，源自孙春龙的一次偶遇。

2005年6月，国际禁毒日前夕，孙春龙还是记者，他到缅甸操作选题，偶然遇到李锡全。1931年，李锡全奔赴战场，1943年，他所在的部队编入中国远征军第54军，之后一直没有回国，在缅甸生活了60多年。李锡全拿出一本红色封面的地图册，直接翻开湖南省地图。其他省份地图纸张洁白如新，唯独湖南省地图纸张白色退却，沾染着手指与纸张摩擦带来的淡黄色。远离家乡的日子里，李锡全只能从地图册中瞭望远在北方的家乡。孙春龙深受震撼与感动，答应李锡全帮他寻找家人。

李锡全家在湖南松桃县，但他已记不清具体位置。孙春龙把碎片信息发布到互联网，很快找到李锡全的老家地址。回家路途并不容易，孙春龙寻找了多家企业赞助路费，最终只有一家湖南企业支持。三年后，李锡全终于结束自己60多年的征途，跨过国境线，嚎啕大哭。

孙春龙说：“做媒体和做公益有相似性，从业者内心有很善良的东西在，看到弱势群体心里很容易产生悲悯之情，当时看到老兵那么可怜的情况，总想去帮他一下。”

2009年5月，孙春龙再次踏上缅甸的土地，让9名远征军老兵跨过口岸，回到家乡。并非所有老兵回到祖国后都会留下，有人也会选择回到缅甸，“他们已经适应了缅甸的生活节奏和气候，再回来生活很难适应了。”

河南老人王志平回到家乡后，同儿子说，他想带一点家乡的土回到缅甸。谁知道，趁着志愿者拍照片的间隙，王志平突然抓起一把土往自己嘴里塞。

“他要吃一点家乡的土带回去。”余浩说，“我们实在没办法体会到他当时的心境”。

旁边人赶紧给了王志平一瓶水，清洗嘴巴。

他说：“没事。我这次回去，之后也回不来了。”

许多老兵回家第一件事是到父母的墓前祭拜，跪在墓碑前失声痛哭，责备自己尽忠却没有尽孝。有很多等待儿子回家的母亲，哭瞎了双眼，直到离世，都只记得孩子奔赴战场时十七岁的模样。

孙春龙曾通过种种关系获得一位老兵的信息，辗转在施甸一个小山村找到他时，房屋四处透风，唯一的电器是电灯。帮助他联系到远在四川的家人后，想要从施甸把老人接回家。孙春龙到达老人家中才发现，老人已经躺在床上去世多日。由于他住在山村边缘，没有人知道他过世的消息。

“这件事之后，我们觉得这不能再是个人行为了，一定得有官方或者组织机构参与，才能对更多老兵实施系统性关怀。”余浩说，之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让龙越找到了更加准确的定位。

一位年轻人刚当上兵，未打过一枪，部队就开始撤退，一路撤退到越南，向法军缴械投降，他们被囚禁于富国岛。1953年，留在富国岛的3万官兵，被运往中国台湾，有一批官兵留在那里，余集年是岛上最后一名老兵。孙春龙决定把他接回家时，社会争议最大，舆论认为他未参加过抗战，不应该接他。直到孙春龙看到老人与家人拥抱在一起时，才明白老兵关怀项目的主旨是人性回归，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和平与爱是核心理念。

这些故事，均源于老兵回家故事馆。它共分为老兵回家、勋章、迟开的玫瑰、爸爸去哪了、彼岸、英魂回家、两代人的抗战、国家荣誉、为爱止戈等9个版块，全是关于人的故事。筹建故事馆时，他们再三讨论，希望通过个体的故事，去还原历史，“有了人，历史就有了血肉。”

老兵回家故事馆展厅，受访者供图

故事馆并非只有沉重的悲伤，也有稀缺的喜悦。故事馆的第三幕主题是“迟开的玫瑰”，墙上有一张由数十对抗战老兵身着婚纱拍照的集合，最年轻的老人88岁。策划这个项目时，龙越团队完全想不到，会得到全国各个志愿者团队的报名。版块伊始处写着一首诗：

为了这一次绽放

我等了七十年

我等待的

不是雨水和阳光

而是

硝烟依然弥漫

只有放下枪

我才能伸出拥抱的手

为了这一次绽放

我守了七十年

我守候的

不是良辰与美酒

而是

爱情被历史归还

只有放下缝补的征衣

我才能迎来你的凯旋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金雯我们一行人从长沙乘坐高铁抵达湖南西部城市怀化，再把交通工具换成往返辰溪县的小车。一路向北颠簸，夜里10点半，终于抵达辰溪县城。马不停蹄，第二天早上9点过，我们在街上拦了辆出租车，前往城郊之外一处叫枣子林的地方。

司机车速很快，十五分钟左右，车停在水泥路上。枣子林有两块凸起来的山坡，清风徐徐，漫山高耸的马尾松树沙沙作响，不远处是流经辰溪县城的沅江。

下车站在水泥公路上，金雯突然严肃起来：“我们站立的公路，就是最初发现将士们遗骸的地方。”几年前，枣子林附近的村民为方便行走，请来挖机修筑公路，挖机开山至此，发现尸骨，迅速上报当地乡镇府，公益组织介入。

发现遗骸前，关于这片山上埋藏将士的传说早已在老人中传开，只是一直没有证据直接证明传说是真实的。

金雯带着我们走上一条崎岖山路，在山脚下，她指了指路边一腿深的土坑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们摇摇头。

“这是我们之前来挖掘将士骸骨留下来的深坑，这是曾经埋葬他们的地方。”金雯补充说：“山顶上的坑比较浅，越往山下，坑越深，下雨后，泥土会被冲到山下。”

山顶处，已经有一座巨大的白色纪念碑高耸入林，旁边散落着些许砖头。2018年开始，湖南省龙越和平公益发展中心启动“让每位抗战英魂回家”项目，联合湖南老兵之家、辰溪县抗战文化保护志愿者协会组织志愿者对埋葬在辰溪枣子林内的烈士进行遗骸起殓、收集、整理，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陈靓教授团队赴枣子林现场采集DNA样品。当地政府计划在辰溪修建“湘殇墓园”，建立一座永久的丰碑。

2021年8月，炎炎夏日，金雯亲自参与过将士骸骨的收殓工作。

她戴着一副橡胶手套，跪在山坡的土坑前，用专业工具挖掘将士骸骨。由于天气太热，汗水浸透衣服，戴上手套的手掌也不停地出汗，摘掉手套，手指完全被汗水泡至发白。金雯说：“如果是春天，天气没这么炎热，一副手套可以收四、五具骸骨，但夏天，一副手套只能收殓一具骸骨。”

正在工作的志愿者，受访者供图

金雯第一次到达这里时，看到满山头都是红色小旗子，呈条状分布式由山顶向山下蔓延。后来她才知道，每一个小旗子下面都是一位将士的遗骸。

往前追溯，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史。

山下展示牌写道：据《湖南近150年史事日志》记载，抗日战争期间，只有3000万人的湖南伤亡约200万人，征募兵员高达210万，平均每15人中就有1人参军，居全国各省人均参军人数第一位，为各战区及时补充兵员，仅第九战区就补充了数十万湖湘子弟。中国战区抗战部队基层军官大多来自黄埔军校，抗战时期，黄埔军校武冈二分校培养了23000余名学生毕业后大部分编入一线作战部队。40万中国远征军将士有10余万湖湘子弟，中国远征军将领约2/3为湖南籍。湖南籍抗战将士遍布中国战区的各大战场，前赴后继与日军进行了殊死拼杀，牺牲的湖南籍高级将领达38人，湖南籍抗战将士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

远征军第20生团军牺牲的湖南籍将士葬在云南腾冲“国殇慕园”内。湖南6次会战阵亡将士大多亦散葬在长沙、常德、衡阳和湘西等地。而在湖南6次大会战及无数次中小型战斗杀敌负伤的2000余名忠勇男儿，却因缺医少药救治无效长眠在了辰溪大地。

时隔多年，我们踏着无限荣光幸而至此时，心绪百感交集。周边村子的老人说，埋在于此共有2000多具骸骨，龙越经过六次挖掘收殓，悉数共计815具骸骨。经过DNA检测，他们大多还是二十几岁。

山顶帐篷里摆放的遗骸都是“暂放”，“由于没有他们的名字，等修好了陵园墓地，我们会按照编号重新埋葬。”金雯说，“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希望把这些阿拉伯数字变成汉字，知晓他们的姓名、部队番号、家庭住址。”

山顶帐篷里摆放的遗骸，受访者供图

站在山顶上，金雯讲述起一位寻亲人的故事。

16岁时，贺琴从母亲那里知晓外公参军的事情。那时贺琴年纪小，寻亲意识也不成熟，更无奈的是，根本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寻找已故多年的外公。30多岁后，贺琴家庭趋于稳定，重启寻亲计划，找了十几年，终于寻得一张她外公就读于黄埔军校期间的照片。2022年6月，她通过新媒体视频知晓孙春龙，并寻得孙春龙微信号，通过她的口述和史料梳理，大致确认她外公就是815名将士中的一位。

但她外公的一块墓碑也没有找到，只有口述，没有直接物证。她的舅舅，也就是外公的儿子，现年80多岁高龄，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815具遗骸中，635具遗骸符合采样标准，龙越建议使用采取她和她舅舅的DNA样本进行直系三代检测，但由于个人原因考量，舅舅不愿，无法确认外公的遗骸是哪一具。

即便如此，她已经喜出望外。7月5日，她与亲人奔赴而来祭拜，跪在收藏遗骸的帐篷前再也忍不住了，放声大哭，口中一直喊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再不寻找，以后他们就消失了”

孙春龙忙了一上午，我终于在办公室见到他。他在忙老兵回家故事馆的运营工作。见面的前一天，他在一群小学生面前讲述完故事馆的所有故事。经过一年多建设，终于在2022年8月15日开馆。

故事馆的反响远远超乎孙春龙的预料，参观的人特别多，预约已到两天后。“我们几乎没有直接讲述宏大历史，都是个体故事，从小切口切入宏大叙事。”孙春龙认为这是故事馆最特别之处。

正在做讲解的孙春龙，受访者供图

展馆场地在2021年就租下了，“我们空了半年多时间，我想着一两个月时间就把展馆搞成了，没想到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我把它想简单了。”

最初，只是想做一个展示馆，越到后面，越想把它打造成一个可以自运转，拥有造血功能的场所，而不是简单地一拨人来了就走了的工具性场地。在孙春龙的摸索中，文旅项目思路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如果思路成立，能解决运营费用、文化传播、创意落地等诸多难题。

孙春龙是用媒体思维对故事馆进行操作的。“我们从现在往回讲故事，带着观众进入过去的历史场景中，历史和现在相互交错，像写文章一样。”他说，如何叙事的方案，内部讨论了无数次，最终确认了当前版本。

这一叙述方式与孙春龙曾经是一名媒体人有关。

“我是一个四处流浪的人”，起步于西安，后到北京、上海从事媒体工作，辗转到深圳追寻公益事业。后来，去过云南昆明多次，2018年在昆明建设内容团队。他认为，云南有很多抗战老兵的陵园，要写战争故事，靠近陵园是最好的，取材容易，写作的现场感强。

孙春龙在云南昆明成立一支内容团队，试图通过生产内容故事向商业世界靠拢，公众号起步阶段，选题主题均为中国远征军老兵故事，发布的文章经常拿到10万+阅读量，但生产成本特别高，每篇文章背后都需要做大量的深度调研。

“做了两三年，刚好遇上疫情，败得一塌糊涂，别人投资的几百万全部花完了。”孙春龙说，内心还是舍弃不了最原始的冲动，接受不了商业合作带来的利润收入，“给一些企业做宣传片推广，的确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那不是我所喜欢的东西。我所喜欢的东西都与抗战历史有关，它没办法广泛商业化，纪录片、微电影没办法养活团队。这是最大的问题。”

对于一家小型创业公司来说，创始人是灵魂，所有重大决策都与之有关，一旦创始人说服不了自己，任何商业行为都要再次考量。

到长沙是被迫之举，在昆明做内容，已经连工资都发不起了，到了很绝望的时刻。昆明整体环境比较慵懒，团队成员受环境影响，斗志不是很强，社会资源也比较少，“我又是一个工作狂，遇到这种情况很容易让人焦虑。”

两年前的国庆节，孙春龙到长沙，一夜之间便决定把公司搬到长沙，国庆节后的第一个月就在长沙县安置了办公室。

气场很重要。孙春龙认为长沙整体氛围更加积极，“符合我这种做事比较着急、注重执行力的性格，长沙给人一种大家都想做事的感觉。”

很多公益机构的传播做得并不好，他们也不懂得如何做传播，懂得传播的人才更稀缺了。孙春龙擅长传播，也懂得传播，2021年专门组建了一支团队做短视频，过程也崎岖，“交了很多学费”。

前媒体人孙春龙对社会的整体变化敏感度和感知能力很强。他创立的公益组织是国内第一批开通淘宝店的，“卖虚拟产品，一张贺卡一块钱”;进入微博时代，他命令团队迅速开通账号，向社会发布基金会的信息，一方面保证机构公开透明度，另一方面能从平台上筹集公益资金。

在短视频浪潮面前，龙越利用短视频内容吸引流量，传播和平故事，进一步利用抖音的筹款功能筹集公益资金用于公益项目。“微信视频号尚未开通线上筹款功能，一旦开通，我们也会马上接入。”孙春龙说，平台只有开通筹款功能后，公益机构才有动力做更多好的视频内容发布上去。

孙春龙拿到的第一笔大额公益款项来自360董事长周鸿祎。2014年，周鸿祎参加东方卫视公益真人秀节目《小善大爱》，一位四川的志愿者让周鸿祎接触到老兵群体，周鸿祎联系到龙越公益慈善基金会创始人孙春龙，通过介绍，当时统计，全国有1000多名在世抗战老兵。周鸿祎问孙春龙，一个月给多少钱给老兵?孙春龙说，一个月只能给300元，一年3600元，1000名就是360万。周鸿祎很爽快地给360万。

孙春龙若有所思：“这笔钱能不能先不给老兵?”

周鸿祎感到疑惑。

“我们想用这笔钱去寻找老兵，现在全国还有大部分老兵还没找到，他们可能在深山老林中，也可能没有被任何人知晓，年龄大了，再不寻找，以后他们就消失了。”孙春龙说，“他(周鸿祎)觉得还挺有道理。”

2014年9月2日上午，360公司、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和博时基金，在北京正式启动“寻找你身边的抗战老兵”公益行动，周鸿祎捐赠360万元，执行周期为一年。

发布会照片显示，周鸿祎站在台上面向观众的最左边，像一个配角。与周鸿祎参加其他互联网安全大会的主角身份完全不同，此刻的他显得有些低调和腼腆。一年后，龙越获得老兵在世的数据一下子从1000多人增长到11000多人，“我们压力很大”。

近两年公益募款下滑很厉害，以前龙越慈善基金会一年能募集到5000多万，近两年只能募集到3000多万。“我们原先的捐款主体都是企业，疫情来了之后，很多企业也没钱了，现在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主要做公募基金，小型捐款占主要比例，大额捐款比例很小。”孙春龙介绍说。

“我们有意识地转移捐款来源渠道，所以抖音、视频号对我们很重要。”孙春龙分析，小额募捐其实有不少优势，龙越团队募资的成本更小，复捐率也很高;大额募捐的话，他们要付出的成本很高，比如，谈10家大企业，可能才谈下来一家;而且企业又要开发布会、做推广之类的;合作期结束，续约不易。

湖南龙越公益金募集来源主要有个人与平台。2021年，龙越从腾讯公益平台募集到的公益金为1726341.46元，约占资金来源的72%;资金主要用于“让每位抗战英雄回家”公益项目，1636094.57元投入到收殓英烈遗骸、遗骸采样、抗战陵园修缮、逝世老兵修墓立碑、祭拜活动上。

龙越和腾讯的合作非常深。龙越和其他公益机构不太一样，他们生产了大量的内容，并发布在腾讯的各个平台上，腾讯方面曾经专门派了一个90后运营人员对接孙春龙的内容工作。

她经常和孙春龙说怎么取标题。孙春龙不服气地说：“你还教导我呢?”

后来，孙春龙发现，“她说的是对的，我们传统媒体人的思维已经落伍了，一定要迎合这个时代，从年轻人的视角去做新的内容。”

“每天感动了，哭一下，这个事情做不起来的”

处暑，烈日当空，8月23日下午，我们打了辆车从长沙县城一路向北行驶至春华镇武塘村，寻找一位叫付春雷的湖南老兵之家志愿者。他为人和善，做事麻利。他从家中冰箱拿了三根冰棍塞到我们手里，随即催促我们得赶紧上车，碰面来不及打招呼，马上出发。

付春雷坐在副驾驶座椅上用长沙本地话与驾驶员聊天，我能从些许字眼中分辨出他们描述的本土历史。我们的车行驶在多年前长沙会战期间，日军南下的必经之道，沧桑岁月滚滚向前，付春雷口中的历史岁月都缩影到了我们即将见到的两位抗战老兵身上。

“我是在2013年无意中知道长沙县有幸存的抗战老兵的。”付春雷说，2014年，湖南老兵之家长沙市负责人交给他一份列着23名长沙县抗战老兵名单，后来，官方与志愿者又找到10位老兵，他们年事已高。

生活在中国乡土社会的人们，天然地寻找家国情怀与个人使命的结合点，历史名人的故居、历史上的战争、大人物留下的物件、名人事迹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连接媒介。它能迅速地把个人与整个时代大命运绑定在一起，作为后辈对前辈的一种孝心与敬意，日常走访老兵成了付春雷生活的一部分。

付春雷所在的志愿者组织“湖南老兵之家志愿者团队”与龙越有深度合作关系。孙春龙说，他们每个月会给志愿者团队1000元的补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志愿者付出的金钱成本、情感浓度更高。孙春龙这些年试图做“情感隔离”。

广西有一位孤寡老兵，曾每个月都给孙春龙邮寄龙眼干，家里的阳台上一度全都是。孙春龙其实不太喜欢吃，太甜了，而且咬不动。突然有一天，孙春龙反应过来，“怎么好长时间没收到龙眼干了?”他拨打电话给当地的志愿者才知道，老人去世了。后来，如果有老人寄东西给孙春龙，他不再拒绝。

但孙春龙接触到个体老兵越多，创伤感也越多，他已经很难走出来了。有一次，他去安徽黄山看望一位老兵。一进门，经人介绍探访者叫孙春龙，老兵一下子就哭了。老兵从抽屉里拿出一叠裁剪好的报纸，望着孙春龙说：“你终于来了!”有一位重庆的老兵，经常给孙春龙送毛衣毛鞋，她过世时，孙春龙没敢去送别，“每一个人都像我的亲人一样，每个人的离去都是我亲人的离去，每一次都要承受心理上的悲伤。”

“你要我怎么去面对这个东西?根本没办法。”孙春龙后来很少直接接触老兵，更多地让志愿者去直接面对个体。

孙春龙从理性角度去思考公益机构运转，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情感连接，“得站得更高，每天感动了，哭一下，这个事情做不起来的，对不对?”

所以，龙越的项目运行模式引入志愿者、社会组织、考古专家、当地政府的角色参与其中。具体而言，龙越收到志愿者关于当地发现抗战遗址和英灵骸骨的线索，龙越会成立项目组，与考古专家团队到达现象进行调研，了解骸骨发现地的历史和现状，制定详细的收殓暂厝方案，邀请专业人员组成发掘小组，对保存完好的遗骸进行DNA取样，取样成功的样本，会送到复旦大学进行鉴定，建立DNA数据库，便于后续的寻亲和遗骸返乡工作，全部收殓工作完成之后，项目小组会根据遗骸情况，和当地政府共同制定保护或者遗骸迁葬计划。

全国范围内，围绕老兵公益的志愿者团队原先是一盘散沙，完全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做，不规范。龙越想到的办法是，让各地志愿者团队先把队伍组建起来，推选一位负责人，主要团队管理;之后，给团队取一个名字，赋予名声。

“我们不会完全控制他们，会把决策权交给他们，如果出现差错，得要承担责任，他们会有压力，他们知道老兵最需要什么，不是我们在办公室拍脑袋决定的。”孙春龙总结说。

志愿者团队和龙越之间“以前还经常谈情感，现在尽量不要谈情感”，现在是甲乙双方关系，每年签署合同，龙越支付一定的服务费用，“我们很多老兵身份的核实、日常探访，全部交给志愿者团队执行，我们的服务对象只有志愿者团队。”

但情感是不可避免的，它会让龙越与志愿者群体更容易在救助老兵时容易达成共识，在具体执行上，尤其是深圳龙越公益基金会公募的资金上，透明度要求越来越严格，涉及财务的任何内容都不能出现瑕疵。

老兵回家公益活动发起于2008年，以倡导和平为核心的国际性公益组织，注册有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湖南省龙越和平公益发展中心、长沙县止戈和平公益发展中心、美斯乐(深圳)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等公益机构和社会企业，包括老兵关怀计划、烈士父母关怀计划、难民儿童援助、阵亡将士遗骸寻找与归葬、寻找战争失踪者、老兵回家故事馆等公益项目。

付春雷与孙春龙有过交往，他此前专门为老兵回家故事馆捐赠过一件遗物。

“很多历史遗物是没办法买到的，我当初得到那件历史遗物也非常偶然，我觉得那是命运的一部分，如果它和我有缘，即便不花钱也能到我手里;如果无缘，花再多的钱我也没有。”付春雷说，“把那件历史遗物捐赠给老兵故事馆也是一种缘分。我还没去过老兵故事馆呢，很想找时间去看看。”

“你们对他们来说，像……像希望”

驾驶员叫梁学平，长沙县春华镇教师，前些日子，刚从数十年的讲台上退休。他是付春雷的小学老师。现在一起做志愿者，他平时还经营着自己的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适当地志愿者圈子里小有名气的自媒体人。

他的表达欲很强，一路上，不断从付春雷口中把话题抢过来。梁学平的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他很早就知道长沙会战的历史知识，独自研究过不少战争史。2015年，他发现第二次长沙会战74军牺牲在春华山的118名浙江籍英魂名单，后与公益组织湖南老兵之家取得联系，借助媒体的力量，最终找到20多位牺牲在春华山的浙江亲属。

梁学平的口才不拘泥于教学楼里的书生气，他对媒体的主流词语、社会的情绪判断、老兵的历史脉络颇有见解。我好奇这种结果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他提供给我的资料提供了一个参考答案：他虽为小学教师，主业是日常教学工作，但通过新媒体、官方媒体进行自我表达的次数非常多，亦因此结合了各行各业的人，这一定程度上训练了他娴熟的交集思维和广阔的人脉关系。

2018年4月15日，梁学平在湖南数码摄影艺术协会第五届微视频颁奖大会现场，图源公众号“美丽湘村”

梁学平把方向盘打了个左转弯，经过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付春雷说，马上就到第一位抗战老兵家了。车停在一栋楼的水泥地前，我们下车，热浪与稻香交融袭来，有一股乡间才有的充裕眩晕感。

走进家里，凉快许多。老人叫柳元清，已经96岁，1939年参军，辗转贵州、广西地区当勤务兵，1950年起义投诚，获得过多块和平勋章。2022年做了四次手术，原因各有不同，摔倒的居多。前几天，柳元清结束第四场手术，从医院回到家，躺在铺着凉席的床上养病。柳元清有时呼吸困难，付春雷专门给他买来呼吸机。

“你还记得我是谁不?”付春雷坐在床边，用长沙话询问柳元清。

老人不回答。

付春雷连续询问了五次后，转头向众人说：“老人可能记不起来了，这一次手术后，身体更加令人担忧了。”

柳元清的小儿子看到我们来探望老人十分开心。付春雷起身，他坐到床上，贴近柳元清耳畔告知我们的到来。就在付春雷向我们介绍柳元清的过往时，付春雷被叫住：“他在叫你呢!”

柳元清大口呼吸，缓慢地说：“小付呀，他是付，春，雷。”

那一刻，在场的人突然热泪盈眶。

付春雷在医院看望柳元清，受访者供图

“见一面少一面，年迈老兵看到你们这样陌生的年轻人，十分开心，他们内心也是孤独的，他们对年轻人的喜欢很热烈。”梁学平说。

见面时间有限，我们喝了一口凉茶，驱车前往另一位老兵的家中。这位老兵叫王迪辉。

“他是长沙会战目前唯一在世的见证者。”付春雷说。

长沙会战又称为长沙保卫战，发生在1939年9月至1942年2月，以长沙为中心，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有相应的影视剧作品呈现过那段历史。新华网的报道曾写到：“影珠山的战壕，曾是中国军队痛歼日军的战场;春华山的墓碑下，埋葬着无数为国捐躯的阵亡将士;岳麓山的忠烈祠和纪念碑亭，镌刻着将士们英勇不屈、抵抗侵略的丰功伟绩。”

初见面，王迪辉略表生疏，对陌生人抱有界限。付春雷有一个打破僵局的秘诀：“王爷爷，您和他们年轻人讲讲你的当兵历史呗。”王迪辉略有推辞，在付春雷的再三请求下，他畅谈开来。

第二、三次长沙会战时，做工回家，因吃不上饭，加入公所自卫队。当时长沙县福临镇有一个日本人的据点，有一小部分日本兵，自卫队联合村民一起抢日本人的枪，杀了日本兵，在金井福临铺周边参加了一次战斗，后收编入长沙县抗日自卫团，再之后参加了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

岁月挂在他脸上，历史从他口中道出，我们一行人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里听得热血沸腾。王迪辉没有结束的意思，喝下一杯茶水，我们与王迪辉继续深入历史脉搏的个人叙事中，饶有兴致之处，他朗诵起自己写的诗歌，自信又骄傲，浑厚又沧桑。

听到激动之处，在场的人拍手鼓掌，我握起老人的手，他的皮肤柔软中略带干枯。这才意识到，他已经90多岁了。长沙县内，目前仅存7位抗战老兵。金雯说，每年冬天，是他们最难挺过去的日子;龙越有一个微信群，里面会不定时看到各地志愿者通报老兵“归队”的消息，每次看到，心里都会咯噔一下。

王迪辉与老伴儿住在老土房子里，不久后，他们就要搬入旁边新建起来的现代小楼。由于行动不便，儿子给他和老伴儿在一楼单独布置了一间房子。

他与我们在下午告别，开心又失落。

我有所顾虑，询问付春雷：“经常有年轻的陌生人去看望老兵，会打扰他们、会让他们产生负担吗?”

“不会的，他们很开心。看望他们也在表示，社会还有人关注他们，他们需要得到关注。”付春雷停顿了一下说到：“你们对他们来说，像……像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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